第十四章 科學·宗教·意識形態（第6/13頁）

用“實證科學”，尤其是實驗科學的標準來衡量，這些新學科創下的紀錄算不得多麽驚人，盡管其中的三門：經濟學、統計學和語言學，也許已經可以聲稱自己取得了名副其實的一系列成就（見《革命的年代》第十五章）。經濟學和數學的關系變得緊密而直接［這是兩位法國人庫爾諾和瓦爾拉（L.Walras，1834—1910）促成的］，統計學在社會現象研究中的應用已相當普遍和有效，從而促進了它在物理學中的應用。至少，攻讀以麥克斯韋為先驅的統計學淵源的學生們是這樣做的。社會統計學無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蓬勃興盛，應用這門學科的人在公共部門裏求職毫無困難。自1853年起，國際統計學大會不時舉行，令人欽佩的著名學者法爾博士（William Farr，1807—1883）當選為皇家學會（Royal Society）會員後，統計學作為一門學科的地位也隨之得到了公認。語言學則沿著另一條路線發展，下面我們將會談到。

然而，從總體上看，這些成果並無驚人之處。1870年前後在英國、奧地利和法國同時發展起來的邊際效用學派，表面上漂亮精致，實際上卻顯然遠比“政治經濟學”狹窄（甚至也比固執的德國“歷史經濟學派”更狹窄）；就此而言，邊際效用學派是采取一種不太現實的解決經濟問題的方法。在自由主義社會中，社會科學不同於自然科學，它並未刺激工藝技術進步。既然經濟的基本模式看來已臻於完善，有待解決的重大問題，例如收入增長、可能發生的經濟崩潰、收入分配等等，已不復存在。事實上，那些尚未解決的問題，就交由市場經濟的自發作用（下文將圍繞這個問題進行分析）去解決，只要這些問題是人們不能解決的。盡管如此，事情畢竟在逐步改善和進步，似乎無須經濟學家們集中精力研究這門學科中更為深層的問題。

資產階級思想家們依然關心的，與其說是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問題，不如說是社會和政治問題，對於法國和德國來說，更是如此。在法國，革命的危險仍然留在人們的記憶中；在德國，隨著工人運動的興起，爆發革命的危險已經開始顯露。但是，德國思想家們雖然從未全盤接受大量湧入的極端自由主義理論，他們卻如同隨處可見的保守派那樣，擔心建立在自由資本主義基礎上的社會將被證明是危險和不穩定的社會，他們苦無良策，唯一的建議是進行預防性的社會改革。社會學家的社會概念是類似生物學的“社會有機體”概念，它與階級鬥爭概念全然不同，是一種所有的社會集團各司其職、相互合作的概念，充其量是披上了19世紀外衣的陳舊保守主義，因而很難與這個世紀的另一種生物學概念彼此相容，後者以主張變化和進步（即“進化”）為其特征。前者實際上只是為宣傳提供了良好基礎，但不是為科學。

因此，這個時代唯一提出了闡述社會結構和社會變化的綜合理論思想家，就是主張社會革命的馬克思，他受到了經濟學家、歷史學家和社會學家的尊敬和贊譽，至今仍為人所敬仰。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因為馬克思的同時代人（除了某些經濟學家），不是已被今天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忘得一幹二凈，就是經歷了一個世紀的風吹雨打後已經憔悴不堪，幸好今天在思想庫裏搜尋古物的人還能從他們的著作中重新發現已被遺忘的功績。但是，孔德或斯賓塞無論如何總是知識界的重要人物，這件事並不令人驚異，令人驚異的倒是那位曾被視為當今亞裏士多德的人突然消失了。孔德和斯賓塞在他們活著的時候其知名度之高和影響力之大，是馬克思無法比擬的。馬克思的《資本論》在1875年被一個不知其名的德國專家批評為一個自學成才者的作品，對以往25年的進展一無所知。[12] 因為在此時的西方，認真看待馬克思的只有國際工人運動，尤其是德國日益高漲的社會主義運動，可是即使在德國，他對知識界的影響也微乎其微。然而，在革命形勢日益高漲的俄國，知識分子們卻如饑似渴地閱讀馬克思的作品。《資本論》德文第一版（1867年）印了1000冊，整整五年才賣完，可是1872年此書的俄文版也印了1000冊，卻不到兩個月就被一搶而光。

馬克思為自己提出的問題，也是其他社會科學家企圖答解的同一問題，即從前資本主義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的性質和動力，以及其特殊的作用方式和未來的發展趨勢。人們對馬克思的回答比較熟悉，此處無須贅述；不過有必要指出，馬克思抵制了把經濟與其他歷史社會條件分割開來的傾向，而這種傾向當時在各地都日趨強大。19世紀社會的歷史發展問題，促使理論家和實踐者都去深入研究久遠的過去。因為在資本主義國家中，日益擴張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在與其他社會相遇並加以摧毀，正在逝去的以往和正在到來的現在發生了公開的沖突。德國思想家看到，他們國家原本區隔森嚴的“階級”社會正在讓位給階級沖突的社會。英國法學家，特別是其中曾在印度生活過的人，對“身份制”的古代社會和“契約制”的近代社會做了對比，認為從前者過渡到後者，是歷史發展的基本模式。俄國作家們同時生活在兩個世界中，一個是古老的農村公社世界，他們當中的多數人都曾在昔日領主的莊園裏度假時認識了這個世界；另一個則是到處旅行的西化知識分子的世界。對於19世紀中期的觀察家來說，除去古老文明和古老帝國的歷史以外，所有的歷史同時共存：古老的文明和古老的帝國已隨著古典時期一起被（徹底）埋葬了，正等待著德國考古學家謝裏曼（H.Schliemann，1822—1890）到小亞細亞古城特洛伊（Troy）和希臘古城邁錫尼（Mycenae）進行發掘，也等待著比特裏（Flinders Petrie，1853—1942）到埃及使它們重見天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