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資產階級世界（第5/1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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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階級的家是用花墻、服飾、家具和器皿等精心打扮起來的。家是這個時代最神秘的組織。如果要找出清教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的關系並不困難，因有大量文學作品可為佐證，那麽要說清楚19世紀家庭結構與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關系就不容易了，至今仍是十分模糊。兩者之間有明顯的矛盾，但很少有人注意。一個采用競爭機制的社會，一個為營利至上的經濟服務的社會，一個為個人奮鬥撐腰的社會，一個為爭取權利平等、機遇平等、自由平等而努力的社會，為什麽它的基礎偏偏就是與這所有宗旨相左的家庭組織呢？

一家一戶是這個社會的基本單位，家裏奉行家長獨裁。家又是這個社會的縮影。資產階級（作為一個階級，或是這個階級的理論發言人）譴責並摧毀的正是這種一部分人從屬於一個人的階級社會。

他是父親、丈夫和主人，以堅定的智慧把家治理得井井有條。

他是監護人，是領路人，是法官，他使家裏的財富堆積如山。[10]

在他之下的——讓我繼續引用這位非常著名、擅長諺語的哲學家的話——是忙進忙出的“天使、母親、妻子和主婦”[11] ，據偉大的約翰·羅斯金（John Ruskin，1819—1900，英國作家、社會改革家）說，主婦的工作是：

（一）使大家高高興興；

（二）每天給他們做飯；

（三）給每人衣服穿；

（四）令每人幹凈整潔；

（五）教育他們。[12]

這是一項既不要求她顯示多少智慧，又不需要她掌握多少知識的任務［誠如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所言：“女子無才便是德，自己要做個好女孩兒，讓別人去聰明吧！”］。之所以如此，不僅是因為資產階級妻子的作用變了，與她們過去的角色很不一樣（過去是真正操持一個家，如今是要顯示並炫耀她丈夫使她享受豪華、舒適、悠閑生活的能力），而且她還必須表現出她嫁給她丈夫是高攀了：

她有頭腦？好極了，但你一定要超過她；因為女人必須處於從屬地位，而真正能淩駕全家之上的是最有頭腦的人。[13]

不過，這位美麗、單純、無知的奴隸也要行使其領導權，並非領導子女，而是領導仆人，孩子們的最高領導是身為一家之長的父親。（“孩子們竭盡所能使他們親愛的父親、他們崇拜的偶像高興，他們畫畫、工作、朗讀、寫作文、彈鋼琴。”這是對維多利亞女王的丈夫艾伯特親王的生日描寫。）[14] 前呼後擁的仆人將資產階級與社會地位低下之人劃分開來。“夫人”就是自己不幹活而指派他人幹活的人[15] ，她的高貴地位也由此確立。從社會學角度來看，中產階層與工人階層的關系就是雇主與可能成為仆人的人的關系。19世紀末，西博姆·朗特裏（Seebohm Rowntree）在約克所進行的最早的社會調查，就是利用這個方法進行區分。仆人中婦女越來越多，而且占了絕大多數——從1841年到1881年英國男仆從20%下降到約12%——因而一個典型的資產階級家庭是呈金字塔形，塔尖上是男主人，下面各層都是女人。尤其在男孩長大離家，甚至男孩到了住校年齡——英國上等階級的做法——便離家後，情況就更是如此。

仆人做的是家務，領工資，所以跟工人相似，但有基本區別，因為他們與主人的主要關系不是現金交易關系，而是依附關系，實際是全面依附關系。他們生活中的一舉一動、一言一行都有嚴格規定。他們住在主人頂樓的簡陋小房間裏，因而受到全面控制。從身上穿的圍裙或工作服，到對他們行為舉止或“性格”的鑒定（沒有推薦書她就無法再找到工作），他們的一切一切都說明了權力與屈從的關系。當然，這並不排除主仆間親近的（但不平等的）個人關系，畢竟連奴隸社會裏的主仆也有親近的個人關系。事實上，他們也因這種親近的個人關系而受到鼓舞。然而大家不可忘記：每一個為一家主人服務過一段時間的保姆或花匠，都經歷過幾個短暫的階段：進府做工、懷孕、結婚（或另找工作），這種桃色新聞司空見慣，人們只把它當作又一個“傭人問題”，當作主婦們茶余飯後聊天的話題而已。問題的關鍵是：資產階級的家庭結構與資產階級的社會結構是完全矛盾的。在家裏，自由、機遇、現金交易、追求個人利益等原則根本行不通。

有人會爭辯說，之所以造成這種情況，是由於資產階級的經濟理論基礎是英國哲學家霍布斯的理論模式。提倡個人主義、無政府主義的霍布斯理論根本沒有為任何形式的社會組織，包括家庭組織提供什麽理論準備。其實從某個方面來說，家也是故意被搞成如此這般，以便與外面的世界形成鮮明對比，家成了沙漠中的綠洲，槍林彈雨世界裏的一片和平凈土。正在與英國紡織業競爭對手進行殊死搏鬥的工業家寫道：“多殘酷的戰鬥啊！許多人戰死商場，更多人受到致命創傷。”[16] 男人們在談論這場戰爭時，“生存競爭”或“適者生存”成了他們掛在嘴邊的比喻。戰鬥結束，和平來臨，他們則用“歡樂的寓所”、“心中夙願得到滿足而可開懷暢飲的地方”作為他們對家的形容。除了在家裏，他們永遠也無法喜形於色，永遠也得不到滿足，或不敢承認已獲得的滿足。[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