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資產階級世界（第3/11頁）

而且，資產階級道德規範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各方采納。當為數眾多的“受人尊重的”工人階級接受占統治地位的價值標準時，當人數不斷增加的下中階級也遵守這個道德規範時，資產階級的道德標準可能更加行之有效。這種道德標準甚至抑制了資產階級世界對“道德統計數字”的濃厚興趣，誠如19世紀末期某本參考書不無悲哀地承認，所有企圖以妓女人數增加反映道德失敗程度的統計均被打消。這個時期對性病只進行過一次調查（性病顯然跟某些過於頻繁的婚外性生活有很大關系），但其中透露的信息極少，唯普魯士例外。性病在柏林這個特大都市中比在其他地方高得多（正常情況下性病隨城市和村莊規模大小而遞減），這也不是無法理解的事，港口城市、駐軍城市和高等學府集中的城市，即遠離家鄉的未婚年輕男子高度集中的地方，性病的發病率最高。（當時政府曾要求普魯士醫生提供1900年4月正在接受治療的所有性病病人的數字。沒有任何理由相信，這個相對準確的統計數字與30年前的數字會有很大差別。）[4] 沒有任何理由認為維多利亞時代的英、美中產階級、中下階級以及“受人尊重的”工人階級，其一般成員未能達到性道德標準。年輕的美國姑娘享有單獨外出和由美國男青年陪同外出的自由（這是父母允許的），這把拿破侖三世時代巴黎城裏那批少見多怪、遊手好閑的男人嚇呆了。這就是美國男女青年良好性道德的有力證明，就像記者披露維多利亞時代中期倫敦罪犯巢穴的資料一樣令人信服，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5] 用後弗洛伊德學派的標準去衡量前弗洛伊德學派的世界，或認為當時的性行為模式確實跟我們今天的想法一樣，顯然都是不合理的。用現代的標準來看，那些遍布著修道院、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的地方，簡直就像是一本又一本的性變態病歷。我們今天會怎樣看待專愛拍攝裸體小女孩照片的卡羅爾（Lewis Carroll）之流呢？按維多利亞時代的標準，他們的罪名充其量莫過於沉溺拍攝裸體小女孩照片而已，說不上是性欲過盛。同樣可以確定的是，許多大學教授喜歡接近男大學生也不是精神上的嗜好，而是柏拉圖式的戀愛——這個詞很能說明問題。將英語詞匯裏的“求愛”（to make love）一詞變成直截了當的性交同義語，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事。資產階級世界被性死死纏住難以解脫，但他們不一定就是亂交。小說家托馬斯·曼（Thomas Mann）對問題看得入骨三分：資產階級墮落犯罪一次，便會失去天恩，受到懲罰，就像《浮士德》（Dr.Faustus ）裏的作曲家阿德裏安·萊弗庫恩（Adrian Leverkuehn）得了第三期梅毒一樣。資產階級有些人對此噤若寒蟬，說明當時普遍存在的天真和無知。（從北美奴隸主人對待他們女奴隸的態度中，可見新教國家普遍的道德水平之高，道德力量之大，不但與一般的猜想相反，也與地中海天主教國家的情況相反。在美國南方白人主人與黑人女奴的混血兒以及私生子的數量是相當少的。）[6]

正是這種天真和無知，使我們認清資產階級著裝上的巨大性感成分。資產階級服裝是誘惑與禁錮兼有的奇怪組合。在維多利亞時代中期，資產階級穿得嚴嚴實實，除面部外，其他部位很少露在外面，甚至在熱帶也是如此。更有甚者（例如在美國），使人聯想起人體的東西（例如桌腿）也要遮蓋起來。與此同時，人們的所有第二性征，例如男子的胡須、毛發，女子的頭發、乳房、臀部等都要使用假發髻或某些裝飾物等進行過分的渲染，將這些部位誇張到無以復加的怪異程度。（19世紀50年代時興有襯架支撐的女裙，襯架完全張開後可遮住下半身，突出楊柳細腰，隱隱約約顯出臀部曲線，巨大下擺與纖細腰肢，形成強烈的對比。這是過渡階段的服飾。）這種情況以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為最。1863年馬奈（Manet）發表了他的名畫《草地上的午餐》，引起驚人的轟動，其原因正是他刻畫了男女著裝上的鮮明對比：男子十分端莊，十分體面、正派，婦女則袒胸露背。資產階級文明堅持認為婦女本質上是精神動物。這個理論的高明之處在於它暗示：（一）男人不是精神動物；（二）男女體征上的明顯性感部分不屬於價值體系。成就與享受是不能同時兼有的，就如今天民間在進行體育比賽時仍奉行的做法那樣，運動員在比賽或惡鬥開始之前需獨處，不得與異性同房。在通常的情況下，不壓制本能沖動就沒有現代文明。最偉大的資產階級哲學家中最最偉大的當數弗洛伊德，他的理論基石就是這個觀點，雖然後人認為他是主張取消壓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