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資產階級世界（第2/11頁）

既要堅固，又要美觀，要集物質與想象、肉體與精神於一體。這種雙重性正是資產階級世界的一大特征。然而，物件包含什麽樣的精神和想象，取決於物件本身，也只有通過物件本身來表達，或至少通過購買物件的錢來表達。所有代表精神方面的事物，恐怕無一能超過音樂。音樂進入資產階級家庭最典型的形式是鋼琴，一種體積龐大、十分精巧、極其昂貴的樂器。為照顧階級層次稍低但熱衷於資產階級價值觀的人的需要，遂有豎立式小鋼琴的出現，其價格和品質雖有所降低，但仍然非常華貴。資產階級家庭如果缺少一架鋼琴，室內陳設就稱不上完整，然而資產階級家裏的千金小姐，是不會無休止地在鋼琴上彈奏的。

資產階級以外的社會階層都能清楚看出道德、精神與貧困之間的關系，然而資產階級對這三者的關系卻不能完全理解。大家都承認，一味追求高級精神方面的東西很可能無利可圖，除了某些商品化的藝術品外。即使是這些藝術品，也得等到相當年限後方能賣出好價錢。邀請落魄書生和年輕畫家來家裏參加星期天晚宴，或聘雇他們充當家庭教師，已成了資產階級家庭的組成部分之一，至少在文化極受重視的家庭當中是如此。但是我們無法從中歸結出：物質成就與精神成就不能兼而有之，結論應是兩者相輔相成，物質成就與精神成就互為必要的基礎。小說家福斯特（E.M.Forster）這樣形容資產階級：“贏利滾滾而來，崇高思想的火花四下飛出。”對一個哲學家來說，他最合適的命運就是生為銀行家之子，就像喬治·盧卡奇（George Lukacs）一樣。德國知識界的一大光榮，便是他們的“私人學者”（Privatgelehrter，即不受人聘雇靠自己收入進行研究的學者）。窮困潦倒的猶太學者應娶當地最大富商的千金為妻，這是完全正確的，因為一個尊重學問的社群，如果只對其學術傑出之士給予一些贊美之詞，而不拿出一些實質的東西，是不可思議的。

如此這般的精神與物質關系，顯然十分虛偽。冷眼旁觀的觀察家認為這種虛偽性不僅滲透在資產階級各個方面，而且是資產階級世界的根本特征。就肉眼所見，性問題比任何問題都更為明顯。這不是說19世紀中葉的資產階級（以及希望像資產階級的人，男性）是十足的偽君子，滿嘴仁義道德，實際上故意逼良為娼。不過在某些方面，正經宣傳的道德標準是一回事，人性的本能要求又是另一回事，兩者之間存在著不可逾越的鴻溝。大凡在這些方面，明知故犯的偽君子經常比比皆是，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在本書所述時期，情況經常如此。亨利·沃德·比徹爾（Henry Ward Beecher）是紐約一位偉大的傳教士，宣揚一個人在宗教上和道德上應潔身自好，謹言慎行。此君顯然應該避免卷進那麽多而且傳得沸沸揚揚的婚外戀，否則就該另選職業，選擇一個不要求他成為如此嚴格的性克制宣傳家的職業；雖然人們對他在19世紀70年代中期遇到的厄運不能完全不表示同情。這場厄運把他和美麗的維多利亞·伍德哈爾牽扯在一起，伍德哈爾是一位女權運動者，性自由的倡導者，在她的信念中，隱私權是很難得到尊重的。［這位傑出女性，是一對頗具吸引力的姐妹中的一個。她曾使馬克思惱火了好一陣子，因為她要把國際工人協會美國支部變成宣揚性自由和唯靈論的組織。這兩姐妹與範德比爾特均有關系，並從中獲益不少。範德比爾特照管她們的財產賬目。最終她結了一門好親事，卒於英格蘭伍斯特郡（Worcestershire）。卒時聲名鵲起。］[3] 然而如同最近幾位研究這位“另類維多利亞”的作者所言，認為這時期正式宣傳的性道德純系裝飾品，乃是一種時代錯置的謬誤。

首先，這個時代的虛偽性不是一個簡單的說謊問題，除非是那些性欲強烈卻難被公眾允許的人，例如那些需仰仗潔身自好、選民厚愛的傑出政客和地方上備受敬重的同性戀商人，他們非說謊不可。在許多國家裏（主要是羅馬天主教國家），露骨的雙重標準並不算虛偽，而是可以接受的，待字閨中的資產階級小姐要守貞操，已婚的資產階級夫人要守婦道，而資產階級的青年男子可像蝴蝶逐香一樣撲向所有女人（也許中等和上等階級家的閨閣小姐除外），已婚者也可允許有些越軌行為。這種遊戲規則是大家完全理解的，並且知道資產階級有時處於某些尷尬境地，需要謹慎處理，否則其家庭穩定及其財產便會受到威脅。時至今日，每個意大利中產階級仍舊懂得，情欲是一回事，“我孩子的母親”則是另外一回事。在這種行為模式中，虛偽只在下述情況下發生，即資產階級婦女完全置身於這場遊戲之外，對男人與除她們之外的女人發生的勾當渾然不知。在新教國家裏，男女雙方都要信守性節制和潔身自好的道德標準，然而那些明知這條道德約束卻又違反這條道德的人，不但沒有偽君子的玩世自在，反倒是深深陷入痛苦之中。把處於這種窘境的人當作騙子看待是完全不恰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