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資產階級世界（第6/11頁）

家之所以如此，也許還有一個原因：資本主義是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礎上，在資產階級的家庭中，這種本質上的不平等遂找到了必要的表達形式。正因為家不是建立在傳統、集體而且制度化的不平等基礎上，所以不平等就成了個人間的主從關系。由於個人優劣變化無常，所以就必須有一種永久不變、穩定維持的優勢形式。優勢的基本形式是金錢，但金錢只表達了交換關系，因此還需有其他形式來補充金錢，來表達一部分人主宰另一部分人的關系。這在家長制的家庭裏當然毫不新鮮。家長制家庭組織就是以婦女和孩子處於從屬地位為基礎的。然而，當我們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此時應該合乎邏輯地打破或改造家長制時——事實上家長制後來也解體了——資本主義社會裏最興旺的階段卻又強化、誇大了家長制。

不過，這種“理想的”資產階級家長制在現實生活中究竟占多大比重，則是另一回事了。一位觀察家對裏爾一位典型的資產階級人物作了總結，說他“害怕上帝，但最怕妻子，讀的是《北方的回聲》（Echo du Nord ）”。[18] 這似乎恰當地反映了資產階級的家庭生活，其真實程度至少不亞於男人編造的“女性軟弱，只能從屬”的理論。男人這種謬論有時又病態地誇大成男性美夢：妻要年少，有時這種美夢還真能實現。這個時期存在並強化了這種理想的資產階級家庭，其意義是重大的，這也足以解釋為什麽這一時期中產階級婦女會開始有系統地發起女權運動。至少在盎格魯—撒克遜和新教國家是如此。

資產階級的家只是一個內核，家庭與家庭間的聯系則比它大得多，像一張網，人則在這張家庭關系網裏進行活動：“羅斯柴爾德家族”、“克虜伯家族”以及“福斯特家族”（Forsyte）等等。福斯特家族使19世紀社會史和經濟史的許多部分實際上變成其家族的朝代史。然而，盡管這些家族在過去的那個世紀裏已積累了巨大的物質財富，但仍未引起社會人類學家和家譜編撰者（編家譜是貴族的職業）的足夠興趣，因而我們無法信心十足地對這些家族進行有系統的概述。

這些新發跡的家族有多少是從社會下層爬上來的呢？其實沒有多少，雖然理論上這個社會並不阻止任何人往上爬。1865年英國鋼鐵廠廠主中有89%是中產階級，7%是中下階級（包括小店主、獨立工匠等），僅有4%是工人——技術工人或可能性更低的非技術工人。[19] 同一時期，法國北部紡織業者的主體也同樣是來自被看作中產階級家庭的子女。19世紀中期諾丁漢（Nottingham）針織廠廠主的出身也與此相同，其中2/3實際來自針織世家。德國西南部的資本主義企業奠基者不全是富翁，但來自具有長期經營經驗的家庭，而且常常是繼承、發展本行工業經驗的家庭，卻是為數不少。克什蘭（Koechlin）、蓋吉（Geigy）、薩拉辛（Sarrasin）等瑞士—阿爾薩斯新教徒以及猶太人等都是生長在“小王公似的財主”家庭裏，而非生長在精通技術、善於發明創造的企業工匠家庭。受過良好教育的人——主要是新教牧師和政府公務員的兒子——在經營企業之後可以提高但不能改變其中產階級的地位。[20] 資產階級世界的大門是向才智卓越的人敞開的，然而如果家庭文化程度較高，家產比較殷實，與中產階級圈子裏的人有一定的社會聯系，那麽毫無疑問，在起步時就占了相當大的便宜；如能與同階級同行業，或與可和自己的行業進行聯合的人通婚，其好處則尤莫大焉。

由大家族或者幾個家族緊密聯結的家族，在經濟上肯定占有相當優勢。家族可為業務開展提供資金，也許還可提供有利的業務關系，特別重要的是提供管理人員。1851年裏爾的勒費弗爾家族（Lefebvres）為其姻親普魯沃（Amedée Prouvost）的毛紡廠出資。西門子哈爾斯克（Siemens and Halske）是世界著名的電氣公司，建立於1847年，它的第一筆資金便是一位表兄提供的；其兄弟中有一人是公司裏薪金最高的雇員，其他三兄弟，即華納、卡爾和威廉（Werner，Carl and William）分別掌管柏林、聖彼得堡和倫敦的分廠。名聞遐邇的米爾豪斯（Mulhouse）新教集團，其內部各小集團之間皆相互依靠：多爾費斯—米格（Dollfus-Mieg）公司是多爾費斯開創的（他和他父親皆和米格家族聯姻），安德列·克什蘭（AndréKoechlin）則是多爾費斯的女婿。克什蘭掌管公司，直到四位舅表弟長大成人後方交出管理大權，而他叔父尼古拉斯（Nicholas）在掌管克什蘭家族公司時，“把兄弟、表兄弟以及年邁的父親都請了過來”。[21] 與此同時還有一位多爾費斯，即該企業創始人的孫子，進了自己家族擁有的地方分公司施倫貝格爾（Schlumberger et Cie）公司。19世紀的企業史充滿了這等錯綜復雜的家庭之間相互結盟、相互滲透的關系。他們需要有數目眾多的兒女——不像法國農民，法國農民只要一個繼承家產的人——他們當然也不乏兒女，因為他們不鼓勵節育。窮人和正在拼命的下中階級當不屬此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