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統一的世界（第6/11頁）

然而，最具歷史意義的發展是海底電纜的實際鋪設。海底電纜的鋪設是以19世紀50年代初橫越英吉利海峽的電纜鋪設為先導［多佛爾—加萊（Dover-Calais），1851年；拉姆斯蓋特—奧斯登（RamsgateOstend），1853年］，並逐漸延伸出長距離鋪設。北大西洋電纜的鋪設構想，早在19世紀40年代中期便已提出，並於1857—1858年著手進行，但由於找不到適當的絕緣體而被迫擱置。1865年的第二次嘗試得以成功，是由於擁有聞名的“大東方”（Great Eastern）這艘世界最大船只作為電纜鋪設船的緣故。接著便掀起了一股鋪設國際電纜的熱潮，在五六年的時間裏，電纜線幾乎纏繞了整個地球。光是1870年鋪設的電纜就有：新加坡—巴達維亞，馬德拉斯—檳榔嶼，檳榔嶼—新加坡，蘇伊士—亞丁，亞丁—孟買，班加西—裏斯本，裏斯本—直布羅陀，直布羅陀—馬耳他，馬耳他—亞歷山大港，馬賽—波恩，恩登—德黑蘭（利用地上線路），波恩—馬耳他，薩爾康拜—布加勒斯特，俾赤岬—勒阿弗爾，古巴的聖地亞哥—牙買加，莫恩—波荷木島—利堡，以及跨越北海的其他幾條電纜。到了1872年，已經能從倫敦直接向東京和奧地利的阿得雷德發送電報。1871年，英國德比（Derby）賽馬比賽的結果從倫敦飛快傳送到加爾各答，僅花了不到5分鐘時間，於是比賽的結果似乎比不上消息飛快傳遞的成就更激動人心。福格的80天之旅，怎能與之相比！這種信息傳遞的速度，不僅史無前例，而且實際上也是其他傳遞工具無法相比的。對於生活在1848年的大多數人來說，這根本是不可思議的事。

世界電報系統的建立，使得政治與商業的因素結合在一起：除了美國之外——而且是較為重要的例外——內陸的電報幾乎都是或即將變成國家所有，由國家管理；甚至英國也在1869年將其收歸國有，置於郵政部門的管理之下。至於海底電纜方面，幾乎仍完全由建設它的私有企業操縱，但從地圖上可以明顯看出，電纜有著重要的戰略意義，至少對大英帝國是如此。實際上它對國家有著極其直接的重要性，不僅在軍事和治安方面，在行政方面亦然。從中可以看到，不同尋常的大量電報發送到諸如俄國、奧地利、奧斯曼等國家，其中經濟交易和私人來往的比重極低（奧地利的電報來往數量一直超過北德意志地區，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19世紀60年代初期）。領土越大，電報就越有用，因為政府需要利用這種快速的通信工具與其邊遠的前哨進行聯系。

表面上看，商人廣泛使用電報，但是非營利的普通公民，很快也開始利用電報通信，當然主要是用於親友間的急事，尤其是突然變故的通信。截至1869年，比利時所有的電報通信中，大約60%是私人往來。但是光從數量上，並無法衡量出這種新工具最有意義的部分。就像朱利葉斯·路透（Julius Reuter，1816—1899）於1851年在亞琛（Aachen）建立自己的電報代理機構時所預見的那樣：電報改造了新聞（他在1858年闖進英國市場，嗣後與英國電報業彼此合作）。從新聞業的角度來看，中世紀是在19世紀60年代結束的，因為在那時，國際新聞真的可以從世界各地通過電纜在第二天早上送到人們的餐桌上。特快消息不再是以天來計算，或者在遙遠的地區是以星期或月來計算，而是以小時甚至分鐘計算。

然而，這種通信速度的異常加快，卻產生了一個看起來很不合理的結果。能夠獲得這一新技術的地區和其他無法獲得這一技術的地區之間的差別因此變大，遂使那些依靠馬、牛、騾、人力或小木船的速度來傳遞信息的地方，變得相對落後起來。紐約可以在幾分鐘或幾個小時之內把電報發送到東京，但與此同時，《紐約先驅報》卻無法及時完整地報道某則消息，因為它必須等八九個月（1871—1872）的時間才能收到利文斯通從中非發給該報的信函，這一對比非常令人震驚；更令人震驚的是，在紐約發表那封信的當天，倫敦《泰晤士報》也刊印了該信。“原始西部”的“原始”，“黑暗大陸”的“黑暗”，這些說法的部分原因就是建立在這種對比之上的。

所以，公眾對探險家和那些逐漸被簡稱為“旅行者”的人——也就是那些前往航海技術所能達到或達不到的邊緣地區的人——充滿熱情。在那些地方，他們享受不到汽船的頭等艙、火車的臥鋪服務（兩者都是那個時期發明的），也沒有接待旅行者的旅館和民宿。福格便是在這樣的邊緣地帶旅行。他這樣做的目的有二：一是向人們展示鐵路、輪船和電報如今幾乎包圍了整個地球；二是想了解還有哪些未確定的邊緣地帶和殘存的地理鴻溝，仍然阻礙著世界旅行的順利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