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發展（第5/9頁）

無疑，這種全面自由化刺激了私有企業發展，其中商業的自由化則助長了經濟擴張。但是我們不應忘記，大多數形式上的自由化是不必要的。某些國際流動自由即使在今天也是受控制的，特別是資本和勞力的流動，但在1848年則不然，那時的先進國家認為移民的自由流動是理所當然的，根本不需討論（見第十一章）。另一方面，對於19世紀中期單純固守“自由化將帶來經濟發展”信條的人來說，什麽樣的制度和法律變更會促進或阻撓經濟增長是太過復雜的問題。在英國，大繁榮時代甚至在1846年《谷物法》廢除之前已經開始。不可否認，自由化帶來各式各樣的積極結果。例如在廢除松德海峽的關稅之後（1857年），哥本哈根發展得比以往更為迅速。在此之前，松德海峽關稅一直阻礙著船只進入波羅的海。但全球性的自由化運動是經濟膨脹的原因、附加物，還是結果？其程度如何？這些問題還有待探討。只有一點可以確定，那就是：當推動資本主義發展的其他基礎欠缺之時，單憑資本主義本身是無法取得多大成就的。沒有比新格拉納達共和國（Republic of New Granada，哥倫比亞）在1848—1854年間的自由化腳步更快的國家了，但是誰會說該國政治領袖向往的繁榮富強已立即或全部實現了呢！

在歐洲，這些變化使得人們對經濟自由主義深信不疑，充滿期望。這似乎是有道理的，至少對那一代人而言是如此。就單一國家來說，這是不足為奇的，因為自由化的資本主義企業在每個國家都明顯表現出繁榮昌盛。就算讓工人擁有自由訂立契約的權利，包括容忍那些強大到足以靠工人的磋商權而建立的工會組織，都不會對賺取利潤構成威脅，因為“勞動後備大軍”（如馬克思所稱）看來可以把工資維持在令人滿意的低水平上（見第十一章、第十二章）。這些勞動後備大軍主要是鄉村百姓、從前的工匠和其他湧入城市及工業區的群眾。乍看之下，國際自由貿易受到如此垂青，難免叫人吃驚，但英國除外。對英國人來說，首先，國際自由貿易意味著他們得以自由地在世界上的所有市場中出售更廉價的商品；其次，英國能迫使欠發達國家把自己的產品——主要是食品和原料——以低廉的價格大量賣給英國，並用得來的錢購買英國的工業產品。

但是，為什麽英國的對手們（除美國）會接受這麽明顯的不利做法呢？（對於欠發達國家來說，由於他們不具工業競爭能力，國際自由貿易當然是有吸引力的。例如，美國南部各州相當樂意保持英國這個可以無限制銷售其棉花的市場，所以強烈堅持自由貿易，直到被北方征服為止。）較過分的說法是：國際自由貿易之所以獲得進展，是因為在這一短暫時刻，自由化的烏托邦令人衷心誠服，即使政府亦然，而且他們深信這是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毋庸置疑，國際自由貿易的形成也深受經濟要求的影響，而且經濟要求似乎具有自然法則般的力量。然而，理智信念很少能比得上切身利益。事實是，大多數工業經濟在這段時間都從自由貿易中發現兩個有利之處：第一，經濟在這段時間的普遍增長，與19世紀40年代相比確實非常壯觀，所有國家皆從中受惠，英國受惠尤甚。無論是大量不受限制的出口貿易，還是大批毫無阻礙的食品原料供應，包括必要的進口供應，都是受人歡迎的。即使某些特殊的利益會因此受損，但自由化還是會帶來其他利益。第二，不管資本主義各國將來的經濟對立情況如何，在工業化的這個階段，能夠取得英國的設備、資源和技術，顯然是對自己有幫助的。例如，英國鐵路鋼鐵機器的大量出口，不但不會抑制其他國家的工業化，反而有所助益（見下表）。

英國鐵路鋼鐵及機器出口量　單位：千噸[11]

就是這樣，資本主義經濟同時得到（並非偶然巧合）多方面極其強有力的刺激。其結果是什麽呢？衡量經濟擴張最便利的辦法是統計數字，而19世紀最常用的衡量標準是蒸汽動力（因為蒸汽機是動力的典型形式），而且多半是煤炭和鋼鐵的相關產品。顯而易見，19世紀中期是煙與汽的時代。煤產量早已以百萬噸計算，當時個別國家逐漸采用千萬噸計算，而世界的產量則采用億噸計算。其中大約有一半——在本書所論時期初始比例更高——來自舉世無雙的產煤大國，即英國。19世紀30年代，英國鐵產量已達到幾百萬噸（1850年約250萬噸），遠非他處可及。但是到了1870年，法國、德國和美國也各自生產出100萬—200萬噸不等，盡管英國這個“世界工廠”還是遙遙領先，年產幾乎600萬噸，或者說是世界產量的一半。在這20年間，世界煤產量大約增加了2.5倍，世界鐵產量大約上升了4倍。而蒸汽動力卻增加了4.5倍，從1850年的400萬匹馬力，上升到1870年的大約1850萬匹馬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