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學（第6/9頁）

直到19世紀30年代，如我們將觀察到的那樣，政治再次向左轉，隨著賴爾（Lyell）著名的《地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Geology ，1830—1833）的發表，成熟的進化理論才在地理學中取得突破。《地理學原理》終結了水成論者（Neptunist）和災變論者的抵抗。水成論者以《聖經》為據，辯說所有的礦物都是從曾經覆蓋地球的水溶液中沉澱而成（參見《創世記》第一章，以及第七至九章）；災變論者則繼承了居維葉孤注一擲的辯護傳統。

這同一個十年內，在比利時做研究的施梅林（Schmerling）和佩爾德斯（Boucher de Perthes，幸運的是，他對考古的癖好遠超過他在阿比維爾的海關主任職位），預示了一個甚至更為驚人的發展，即發現了史前人類的化石，在此之前史前人類存在的可能性一直被狂熱地否定。[3] 然而，直到1856年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的發現為止，科學保守主義者仍然能夠以證據不足為由來否定這一令人生畏的前景。

至此人們不得不承認：（1）迄今仍在發揮作用的那些動因，曾在時間的進程中把地球從其初始狀態改變成目前狀態；（2）這個過程遠比根據《聖經》所推測的任何時間都要長得多；（3）地層的順序揭示了動物進化形式的順序，因此也包含了生物的進化。十分有意義的是，那些最願意接受這種理論，並且對進化問題真正表現出最大興趣的人，是英國中產階級當中那批自信激進的門外漢［不過，那位以贊美工業體系的詩作聞名的尤爾博士（Dr. Andrew Ure）除外］。科學家們遲遲才接受了科學。不過，當我們想到，在這一時期地理學是唯一因其紳士派頭十足（也許是因為它是在戶外進行，並且尤其喜愛花費巨大的“地理旅行”），而在牛津和劍橋大學被嚴肅地加以研究的學科時，這種情況就不會那麽讓人吃驚了。

但是，生物學的發展卻仍是蹣跚不前。直到1848年革命失敗之後，這一爆炸性題目才再次被認真看待；那時，即使連達爾文也都是以極其謹慎且模棱兩可（且不說不真誠）的態度來研究這個題目。甚至通過胚胎學所進行的類似探索，也一時沉寂下來。在這個領域中，如哈勒的梅克爾（Johann Meckel of Halle，1781—1833）這類德意志早期思辨哲學家曾經指出，在生物體的胚胎成長過程中，重演了該物種的進化過程。然而，這一“生物學法則”雖然在開始時得到了像拉特克（Rathke，他於1829年發現鳥的胚胎發育過程中會經過一個有鰓口的階段）這類人的支持，卻遭到了可怕的哥尼斯堡的貝爾（Von Baer）和聖彼得堡方面的反對——實驗生理學似乎已對斯拉夫和波羅的海區域的研究者產生了顯著的吸引力。[4] 直到達爾文主義的到來，這些思想才告復活。

與此同時，進化理論已在社會研究中取得驚人的進步。不過，我們不應誇大這種進步。雙元革命時期屬於所有社會科學的史前時期，除了政治經濟學、語言學，也許還包括統計學。甚至其最重大的成就，馬克思和恩格斯結構嚴謹的社會進化理論，在此時也只不過是一種精彩的構想罷了，它借助出色的宣傳小冊子提出這一構想，以作為歷史敘述的基礎。直到該世紀後半葉，人文社會研究的科學基礎，才堅實地建立起來。

在社會人類學或人種起源學領域，在史前史、社會學和心理學領域，情況也是如此。這些研究領域在本書所論時期接受洗禮，或者說，首次提出聲明，視其自身為具有特殊規則的獨立學科——小穆勒於1843年提出的聲明，也許是首次堅決主張賦予心理學這種地位的聲明——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如同在1830—1848年之間，以統計學方法進行社會調查的增加導致統計學會的增加一樣，在法國和英國建立專門的人種學會（1839年、1843年）以研究“人類種族”，這一事實也是同樣重要的。不過，法國人種學會號召旅行者去“發現一個民族對其起源保留了什麽樣的記憶……其語言或行為（moeurs），其藝術、科學和財富，其權力或統治等等都經歷了哪些變革？引起這些變革的是內部原因還是外部入侵？”[3] 這一“對旅行者的一般指示”只不過是一個提綱而已，盡管是一個具有深刻歷史性的提綱。的確，對於本書所論時期的社會科學，重要的不是它們的成果（盡管已積累大量描述性資料），而是它們堅定的唯物傾向（以環境決定論來解釋人類社會的差異），以及對進化理論的同樣執著。夏凡納（Chavannes）不是在1787年，當人種學剛起步之際，便將它定義為“各民族邁向文明的進程史”嗎？[4]

不過，在此必須簡單地回顧一下社會科學早期發展的一個陰暗的副產品——種族理論。不同種族（或者更確切地說是膚色）的存在問題曾在18世紀引起廣泛討論，當時有關人類究竟是一次或多次被創造出來的問題，也同樣煩擾著人們。人類同源論者和人類多源論者之間的界線，並不是一條簡單的直線。第一類群體將進化論和人類平等論的信仰者，與那些因發現在這一點上至少科學與《聖經》並不沖突而松了一口氣的人結合在一起，如前達爾文主義者普裏查德（Prichard）、勞倫斯與居維葉。大家公認，第二類群體不僅包括了真正的科學家，也包括了實行奴隸制度的美國南方種族主義者。針對種族問題的討論帶動了人體測量學（anthropometry）的蓬勃興旺。人體測量學主要是以頭蓋骨的搜集、分類和測量為基礎。這些活動也受到了當代顱相學（phrenology）的推動，這種奇怪的學說試圖從頭蓋骨的形狀解讀人的性格。在英國和法國都建立了顱相學學會（1823年、1832年），盡管該學科很快就再次脫離科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