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學（第4/9頁）

將數學方法運用到社會之中，是這一時期的另一項主要進展。在這方面，講法語的科學家處於領先地位，無疑這是得益於法國教育的極佳數學氛圍。因此，比利時的凱特爾（Adolphe Quételet）在其劃時代的著作《論人》（Sur l’ Homme ，1835）中指出，人類特征在統計學上的分布是遵循已知的數學法則，據此，他以人們一直視為過分的信心，推斷出社會科學與物理學融合的可能性。對人口進行統計歸納並在歸納的基礎上做出確實可靠的預測，這種可能性是概率論專家長期期待的（凱特爾進入社會科學的出發點），也是諸如保險公司之類必須依靠其從事實際工作的人們所長期期待的。但是，凱特爾和興致勃勃的當代統計學家、人類學家和社會調查研究者群體，卻把這些方法應用到遠為寬廣的領域之中，並且創造了仍然是社會現象調查研究的主要數學工具。

社會科學中的這些發展是革命性的，就像化學一樣，都是遵循那些早就在理論上取得的進展而實現。不過，社會科學也有一項全新而且值得稱道的獨特成就，這項成就反過來又有益於生物科學和甚至諸如地理學一類的自然科學，即發現歷史是一種符合邏輯的進化過程，而不僅是各種事件的年代更替。這種創新與雙元革命之間的關系十分明顯，幾乎無須論證。於是，被稱為社會學（這個詞是孔德在1830年左右發明的）的學科，直接從對資本主義的批判中萌生出來。被公認為社會學奠基者的孔德，就是以空想社會主義者先驅聖西門伯爵的私人秘書身份開始其生涯的。[1] 社會學最令人生畏的當代理論家馬克思，便是把他的理論視為改變世界的工具。

作為一門學術性學科的歷史學的創立，也許是這種社會科學歷史化過程中最不重要的方面。的確，歷史寫作的時尚在19世紀上半葉風行歐洲。幾乎不曾見過這麽多人以坐在家中撰寫大部頭歷史著作的方式，來理解他們的世界：俄國的卡拉姆津（Karamzin）、瑞典的耶伊爾（Geijer）和波希米亞的帕拉茨基（Palacky），各是其本國歷史學的奠基人。在法國，企圖借由過去來理解現實的要求特別強烈，法國大革命很快就成了梯也爾（Thiers）、米涅（Mignet）、博納羅蒂、拉馬丁和偉大的米什萊等，進行深入細致和帶有黨派偏見的研究題目。那是一個歷史編纂學的英雄時代，但是，除了作為歷史文件、文獻或者偶爾作為天才的記錄之外，法國的基佐、梯葉裏（Augustin Thierry）和米什萊，丹麥人尼布爾（Niebuhr）和瑞士人西斯蒙蒂，英國的哈勒姆（Hallam）、林加德（Lingard）和卡萊爾，以及無數的德意志教授的著作，卻很少幸存至今。

這種歷史學覺醒的最持久後果，表現在文獻編纂和對歷史學的技術性整理。搜集過去的文字或非文字文物，成為一種普遍的愛好。雖然民族主義也許是歷史學最重要的激勵因素：在那些尚未覺醒的民族中，歷史學家、詞典編輯者和民歌搜集者，常常就正是民族意識的奠基人；但其中仍不乏保護歷史免受當時蒸汽動力進攻的企圖。因此，法國創辦了法國文獻學院（Ecole des Chartes，1821年），英國創辦了公共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1838年），德意志邦聯開始出版《德意志歷史文獻》（Monumenta Germaniae Historiae ，1826），而歷史學必須建立在對原始材料的審慎評估之上的信條，則是由多產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確立的。同時，如我們已見到的那樣（參見第十四章），語言學家和民間傳說研究者，編纂出了其民族語言的基本字典和民族的口頭傳說集。

把歷史放進社會科學，對法律、神學研究，尤其是全新的語言學，有著最為直接的影響。在法律領域，薩維尼（Friedrich Karl von Savigny）建立了法學的歷史學派（1815年）；在神學研究中，歷史準則的應用（顯著地表現在1835年施特勞斯的《耶穌傳》中）嚇壞了基本教義信徒。語言學最初也是從德意志發展出來的，那裏是史學方法傳播最強有力的中心。馬克思是一位日耳曼人，這並非偶然。表面上對語言學的激勵，是來自歐洲對非歐洲社會的征服。瓊斯爵士對梵文的開創性研究（1786年）是英國征服孟加拉的結果，商博良（Champollion）對象形文字的解讀（針對這一課題的主要著作發表於1824年）是拿破侖遠征埃及的結果，羅林森（Rawlinson）對楔形文字的闡釋（1835年）反映了英國殖民官員的無處不在。但是，語言學事實上並不局限於發現、描述和分類。在偉大的德意志學者手中，比如葆樸（Franz Bopp，1791—1867）和格林兄弟，它成了名副其實的第二種社會科學（第一種是政治經濟學）；說它是第二種社會科學，是因為它在像人類交流這樣顯然變幻莫測的領域當中，發現了可資應用的普遍法則。不過，與政治經濟學的法則不同，語言學法則基本上是歷史的，或更確切地說是進化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