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科學（第5/9頁）
他們的基礎建立在下列的發現之上，即語言範圍廣布的印歐語系，彼此之間是互有關聯的。這項發現還得到下述明顯事實的補充，即每一種現存的歐洲書寫語言在漫長的歲月裏都被明顯地改變了，而且根據推測，仍將繼續改變。語言學家的問題不僅是要運用科學比較的方法將各個語言之間的關聯加以證明和分類，這項工作當時人們已廣泛進行［例如，居維葉（Cuvier）所進行的比較分析］；同時也是，而且主要是闡釋它們必定是從一個共同的母語演化而來的歷史進程。語言學是第一門將進化視為其核心的科學。它當然是幸運的，因為《聖經》有關語言的歷史所言不多，而如同生物學家和地理學家在付出代價之後所體認的那樣，《聖經》對於地球的創造和早期歷史的說法顯然是太明確了。因此，比起他們倒黴的盟友，語言學家被諾亞洪水淹沒或被《創世記》第一章絆倒的可能性自然少得多。如果說《聖經》曾提過什麽，也是與語言學家看法一致的：“整個地球曾使用同一語言，同一口音。”語言學的幸運，也是由於在所有社會科學當中，只有它不直接研究人——人們總是不願相信他們的行動是受其自由選擇之外的任何東西決定的——而是直接地研究詞語，它們不會像人一樣抱怨。因此，它可以自由地面對歷史學科始終存在的基本問題：怎樣從不變的普遍法則運作中，推演出實際生活中大量的並且顯然是常常變幻莫測的個例。
盡管葆樸本人早已提出了語法的曲折變化之起源的理論，但是，語言學先驅們實際上並未在解釋語言變化方面取得很大進展。不過，他們倒是為印歐語系建立了一種類似於譜系表的東西。他們做了許多有關不同語言要素變化相對率的歸納概括，以及諸如“格林法則”（它指出所有日耳曼語言都經歷了某些輔音變化，幾世紀之後，日耳曼方言的一個分支又發生了另一次類似的變化）這類範圍非常廣泛的歷史概括。但是，在這種開創性探索的整個過程中，他們從來沒有懷疑過，語言的進化不僅是一種建立年代順序或記錄語言變化的事情，而應該用類似於科學法則的普遍語言學法則來加以解釋。
4
生物學家和地理學家可沒有語言學家那麽幸運。盡管對地球的研究（借由開采礦石）與化學密切相關，對生命的研究（通過醫學）與生理學和化學（由於發現了生物體中的化學元素與自然無機物中的化學元素相同）緊緊相連，但是，對他們來說，歷史也是一個重大問題。不過，無論如何，對地理學家來說，最明顯的問題都涉及歷史——例如，怎樣解釋陸地和水的分布，解釋山脈以及極為明顯的地層。
如果說地理學的歷史問題是怎樣解釋地球的進化的話，那麽，生物學的歷史問題則是雙元的：怎樣解釋個別的生物體從卵、種子或孢子中成長起來，以及怎樣解釋物種的進化。化石這種看得見的證據將兩者聯系起來：每一個巖層都會發現一種獨特的化石群，但不會在其他巖層中發現。一位英國排水工程師史密斯（William Smith）於18世紀90年代發現，地層的歷史順序能以各地層特有的化石輕松地加以確定，因此，工業革命的挖地活動便為生物學和地理學帶來了光明。
人們早就企圖提出進化理論，這一點是很明顯的，特別是追逐時尚但有時有些馬虎的動物學家布豐［Buffon，《自然史》（Les Epoques de la Nature ，1778）］為動物世界提供了進化理論的嘗試。在法國大革命那十年裏，這些嘗試迅速獲得進展。愛丁堡沉思默想的赫頓［James Hutton，《地球論》（Theory of the Earth ，1795）］和脾氣古怪的伊拉斯謨·達爾文［他從伯明翰新月學會中脫穎而出，並以詩的體裁寫出一些科學著作，如《動物生理學》（Zoonomia ，1794）］提出了一套相當完整的地球以及動植物物種的進化理論。大約與此同時，拉普拉斯甚至提出了哲學家康德和卡巴尼斯（Pierre Cabanis）曾經預見到的太陽系進化理論，並將人類高度的心智能力視為其進化史的產物。1809年，法國的拉馬克（Lamarck）在後天性格的遺傳性基礎上，提出了第一套有系統的現代進化論。
這些理論無一取得勝利。事實上，它們很快就遇到了諸如托利黨人的《評論季刊》（Quarterly Review ）那樣的瘋狂抵抗。該雜志“對啟示錄的信仰是很堅定的”。[2] 如此一來，諾亞洪水該怎麽辦？物種是一個個分別被創造（暫且不說人類）的說法又該如何解釋？最重要的是，社會的穩定性如何維系？受這類問題困擾的不僅是頭腦簡單的神父，而且是頭腦不那麽簡單的政治家。偉大的居維葉，這位對化石進行系統研究的奠基人［《關於化石骨骸的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Ossemens Fossiles ，1812）］，以上帝的名義批駁了進化論。與其動搖《聖經》和亞裏士多德學說的穩固性，甚至還不如去想象地理史上發生了一系列大災變，繼之以一系列神的再創造——與否定生物學的變化不同，否定地理學的變化幾乎是不可能的。可憐的勞倫斯博士曾提出一個類似達爾文的天擇進化理論來回應拉馬克，卻迫於保守分子的鼓噪，而將其《人類的自然歷史》（Natural History of Man ，1819）撤銷發行。他實在太不明智了，因為他不僅討論人的進化，甚至還指出進化思想對當代社會的意義。他的公開認錯保住了眼前的職業及未來的事業，也造成了良心的永久不安。他只能以恭維一次又一次偷印其煽動性著作的激進派印刷勇士，來安慰自己的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