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和平（第2/5頁）

歐洲地圖的重畫，既沒有考慮各國人民的願望，也沒有顧及曾被法國人在不同時候趕下台的王公權利，但卻相當關注從戰爭中崛起的五大列強的平衡：它們分別是俄國、英國、法國、奧地利和普魯士。而其中只有前三者才真正算數。英國對歐洲大陸沒有領土野心，它在意的是控制或保護在航海和商業上的一些重要據點。於是，它保留了馬耳他、愛奧尼亞群島（Ionian Islands）和赫裏戈蘭島（Heligoland），密切注視西西裏，而且顯然從丹麥將挪威移交給瑞典，以及荷蘭、比利時（前奧屬尼德蘭）的結合中得益。前者防止了波羅的海入口控制在單一國家之手，後者則把萊茵河和斯凱爾特河（Scheldt）河口，置於一個無害但又足夠強大的國家手中，特別是在得到南方的堡壘屏障下，能夠抵抗法國對比利時眾所周知的胃口。這兩項安排都很不受挪威人和比利時人歡迎，尤其是後者，只能勉強延續到1830年革命。經過法、英之間的一些摩擦之後，比利時成為一個永久性的中立小國，而其親王則由英國選定。當然，在歐洲之外，英國的領土野心便大得多了。盡管英國海軍對海洋的全面控制，使什麽地方是否實際在英國旗幟之下，基本上無關緊要，除了印度西北部那幾個扮演大英帝國與俄羅斯帝國分界線的混亂弱國之外。但是英俄間的這種對立，對1814—1815年必須重新安排的地區，幾乎不具影響。對歐洲，英國僅要求不要有任一大國變得過於強大。

歐洲大陸的決定性軍事強權俄國，由於獲得芬蘭（以瑞典為代價）、比薩拉比亞（以奧斯曼為代價）和大部分波蘭，因而滿足了其受到限制的領土野心。波蘭在一貫支持與俄國人聯盟的當地派別領導下，被賜予一定程度的自治（1830—1831年的起義之後，該自治被取消）。波蘭的剩余部分由普魯士和奧地利瓜分，只有克拉考（Cracow）這個城市共和國除外，但它也未能在1846年的起義後幸存。至於其他方面，俄國滿足於對法國以東的所有專制公國，行使鞭長但遠非莫及的支配權，其主要的課題是必須避免革命。沙皇亞歷山大為此目的而發起成立神聖同盟（Holy Alliance），奧地利和普魯士加入，但是英國置身其外。在英國看來，俄國對大部分歐洲的實際霸權，也許遠非一種理想的安排，但它反映了軍事現實，而且無法阻止。除非讓法國保有比其前對手準備給予的更大程度的實力，否則無法忍受的戰爭將是其代價。法國作為一個大國的地位顯然得到承認，但那是任何人準備接受的極限。

奧地利和普魯士只是承蒙禮貌好意才實際成為大國，或者說人們是因奧地利在國際危機期間眾所周知的軟弱（這是正確的），以及根據1806年普魯士的崩潰（這是錯誤的），才如此認定。它們的主要作用是扮演歐洲的穩定者。奧地利收回了其意大利諸省，加上前威尼斯共和國的意大利領地和達爾馬提亞，並對意大利北部和中部小公國享有保護權。這些公國大多由哈布斯堡家族的親戚統治。［皮德蒙特——薩丁尼亞（Piedmont-Sardinia）除外，它吞並了前熱那亞共和國，使之成為奧地利和法國之間一個更有效的緩沖地。］如果要在意大利任何地方維持“秩序”，那麽奧地利就是執勤的警察。因為其唯一關心的就是穩定，消除任何將導致其瓦解的事物，因此它必須扮演一個永久性的安全警察，以對抗在歐洲大陸制造動亂的任何企圖。普魯士受益於英國想在德意志西部建立一個適當強大國家的願望，該地區的公國長期以來皆傾向於支持法國，或被法國控制。普魯士還收回了萊茵地區，而這個地區的巨大經濟潛力是貴族外交家無法估計的。普魯士也從英、俄沖突中獲利，英國認為俄國在波蘭的擴張太過分了，因戰爭威脅而更為復雜的談判結果是，普魯士將之前占領的部分波蘭地盤讓給俄國，但是收回富裕而且工業發達的半個薩克森。從領土和經濟上說，在1815年的解決方案中，普魯士比任何其他大國獲益更多，而且在實際資源方面，它首次成為一個歐洲大國，盡管要到19世紀60年代，政治家們才明顯認識到這點。奧地利、普魯士和一批日耳曼小邦國的主要作用，在於為歐洲各王室提供教育良好的血統。它們在日耳曼邦聯（German Confederation）內相互提防，雖然奧地利的較高地位沒有受到挑戰。邦聯的主要作用是使小邦國保留在法國軌道之外，因為傳統上它們很容易被吸引過去。盡管民族主義者不願承認，但它們作為拿破侖的衛星國一點也沒感到不幸。

1815年的政治家們清楚地知道，盡管精心制定，但沒有任何解決辦法能長久經得起國家對立和環境變化的壓力。因此他們借由定期會議的方式，即一旦發生重大問題立即開會解決，從而提供一種維護和平的機制。在這些會議上的重大決定理所當然都是由“大國”（great power，亦即強權，這一詞匯本身就是這個時期的產物）做出的。“歐洲協調”（另一個那時開始使用的詞匯）並不相當於聯合國，而是很像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國。然而，定期會議只在最初的幾年裏召開過，即從法國正式重新獲準加入協調組織的1818—182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