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戰爭

在革新的時代裏，一切不是新的東西都是有害的。君主制度的軍事藝術不再適合我們，因為我們的成員和敵人都已經不同了。各民族的權力和征服，他們的政治和戰爭輝煌，總是依賴於單一的原則、單一強大的制度……我們已具有自己的民族性格。我們的軍事制度應和敵人不同。那麽很好，如果法蘭西民族因我們的熱情和技能而令人生畏，如果我們的敵人笨拙、冷漠而又慢條斯理的話，那麽，我們的軍事制度必定是奮勇向前的。

——聖鞠斯特，共和二年一月十九日（1793年10月10日）以救國委員會名義向國民公會提出的報告

說戰爭是天命注定是不對的；說大地渴望流血也是錯誤的。上帝自己詛咒戰爭，發動戰爭並使戰爭顯得秘密恐怖之人也是這樣。

——維尼（Alfred de Vigny），《軍事奴役與尊嚴》（Servitude et Grandeur Militarie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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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1792年到1815年，歐洲的戰事幾乎連綿不斷，而且與歐洲大陸以外的戰爭相結合或同時發生。先是發生在18世紀末和19世紀初的西印度群島、地中海東岸和印度，接著是偶然於境外爆發的海戰，然後是1812—1814年的英美戰爭。在這些戰爭中，勝利和失敗的後果都很重大，因為它們改變了世界地圖。所以，我們應當首先研究這些戰爭、戰爭的實際過程以及由此而來的軍事動員和戰役；但我們也必須注意不那麽具體實在的問題，即戰時政治經濟措施的面貌如何？

兩種極不相同的交戰者在這20余年相互對峙，它們的實力和制度都極不相同。作為一個國家，法國為了自身的利益願望而與其他國家對抗（或結盟）；但另一方面，作為革命的化身，法國又呼籲世界各國人民推翻暴政、爭取自由。於是保守和反動的勢力都一致反對它。無疑，經過革命最初的天啟年代之後，對抗兩邊的差異性逐漸減小了。到拿破侖統治末期，帝國主義征服和剝削的因素已壓倒了解放的因素。每當法國軍隊打敗、占領或兼並了一些國家，國際戰爭與（在每一個國家之內則是）國內內戰的混淆情況便可減少一些。反之，反革命強權則順應了法國許多革命成就的不可逆轉性，因此願意談判（帶有一些保留的）和平條件，但這種談判更像正常行使職能的強國之間的談判，而不像光明與黑暗之間的談判。反革命強權甚至在拿破侖失敗的最初幾周內，就準備重新吸納法國為同盟以對抗聯盟，恫嚇、威脅在戰爭等傳統遊戲中的平等夥伴，在這些遊戲中，外交活動調節著主要國家之間的關系。雖然如此，戰爭作為國家之間和社會制度之間沖突的雙重性質依然存在。

一般來說，交戰雙方的陣營是很不平等的。除法國本身以外，只有一個重要國家因其革命的起源和對《人權宣言》的贊賞，使其在思想上傾向法國一邊，那就是美國。事實上，美國的確倒向法國那邊，並且至少有一次（1812—1814年）進行了戰爭，即或未與法國人結盟，美國至少也是反對彼此共同的敵人——英國。但是，美國在大部分時間裏都保持了中立，而它與英國的摩擦也不需要意識形態上的解釋。至於其他的盟友，法國意識形態方面的盟友，是其他國家的政黨和輿論流派，而不是國家權力本身。

從非常廣泛的意義上來說，實際上每一個受過教育、有才能、具有開明思想的人都同情法國大革命，至少在雅各賓專政以前是如此，而且通常持續得更久（直到拿破侖稱帝以後，貝多芬才將獻給他的《英雄交響曲》收回）。最初支持大革命的歐洲天才異士者名單，只有20世紀30年代對西班牙共和國那種類似的、幾乎是普遍的同情可以與之媲美。在英國，有詩人華茲華斯（Wordsworth）、布萊克（Blake）、柯勒律治（Coleridge）、彭斯（Robert Burns）、騷塞（Southey），有化學家普裏斯特利和幾個伯明翰新月學會的傑出科學家[1] ，有像冶鐵業者威爾金森（Wilkinson）和工程師特爾福德那樣的工藝學家和企業家，以及一般輝格黨（Whig）和非國教知識分子。在德國，有哲學家康德、赫爾德（Herder）、費希特（Fichte）、謝林（Schelling）和黑格爾（Hegel），詩人席勒（Schiller）、荷爾德林（Holderlin）、維蘭德（Wieland）和年老的克洛普施托克（Klopstock），以及音樂家貝多芬。在瑞士有教育家裴斯泰洛齊（Pestalozzi）、心理學家拉瓦特（Lavater）和畫家富斯利（Fuessli）。在意大利，實際上所有反教會的輿論界人士都支持法國大革命。可是，盡管大革命因得到這些知識界人士的支持而陶醉，並授予傑出的外國同情者和那些據信是支持其原則的人法國榮譽公民的稱號，以表示敬意，但無論是貝多芬還是彭斯，他們在政治上和軍事上都沒有太大的重要性。[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