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

英國人一定是喪失了所有的道德和自由感，否則怎麽會對這場世界經歷過的最重要革命，對它正在進行的莊嚴方式，不表敬仰贊賞。凡有幸目睹這一偉大城市最近三天發展的同胞，一定不會認為我的話是誇張的。

——《晨郵報》（Morning Post ）1789年7月21日論巴士底獄的陷落

不久，開明國家將審判那些迄今統治著它們的人。國王們將被迫逃亡荒漠，與和他們相似的野獸為伍。而自然將恢復其權利。

——聖鞠斯特《論法國憲法》（Sur la Constitution de la France ），1793年4月24日在國民公會發表的演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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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說19世紀的世界經濟主要是在英國工業革命的影響之下發展起來的話，那麽它的政治和意識形態則主要是受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英國為世界的鐵路和工廠提供了範例，它提供的經濟急劇增長，破壞了非歐洲世界的傳統經濟和社會結構；而法國則引發了世界革命，並賦予其思想，以致三色旗這類事物成了實質上每個新生國家的象征，而1789—1917年之間的歐洲（或實際上是世界的）政治，主要是贊成或反對1789年的原則，或甚至更富煽動性的1793年原則的鬥爭。法國為世界大部分地區提供了自由和激進民主政治的語匯和問題。法國為民族主義提供了第一個偉大的榜樣、觀念和語匯。法國為多數國家提供了法典、科技組織模式和公制度量衡。經由法國的影響，現代世界的思想觀念首次滲透進迄今曾抗拒歐洲思想的古老文明世界。以上便是法國大革命的傑作。[1]

如我們所見，對歐洲的舊制度及其經濟體系來說，18世紀末期是一個危機時代。該世紀的最後幾十年，充滿了有時幾乎達到起義地步的政治騷動和殖民地爭取自治的運動，這種運動有時甚至可以使它們脫離宗主國，而且不僅發生在美國（1776—1783年），還見諸愛爾蘭（1782—1784年）、比利時和列日（1787—1790年）、荷蘭（1783—1787年）、日內瓦，甚至英格蘭（1779年，此點曾有爭議）。這一連串的政治騷動是那樣地引人注目，以至於近來一些歷史學家形容這是一個“民主革命的時代”。法國大革命是唯一一次雖然程度最激進，影響也最為深遠的民主革命。[1]

認為舊制度的危機並非純粹是法國獨有的現象，這樣的看法頗有一些分量。正因為如此，或許有人會爭辯說，1917年的俄國革命（它在20世紀占有類似的重要地位）不過是這一連串類似運動中最惹人注目的一次。而1917年前幾年的這類運動，最終埋葬了古老的奧斯曼帝國和中華帝國。然而，這有點文不對題。法國大革命或許不是一個孤立現象，但它比其他同時代的革命重大得多，而且其後果也要深遠得多。第一，它發生在歐洲勢力最強大、人口最多的國家（俄國除外）。在1789年時，差不多每五個歐洲人中就有一個是法國人。第二，在它先後發生的所有革命中，唯有它是真正的群眾性社會革命，並且比任何一次類似的大劇變都要激進得多。那些因政治上同情法國大革命而移居法國的美國革命家和英國“雅各賓黨人”（Jacobins），發現他們自己在法國都成了溫和派，這不是偶然的。潘恩（Thomas Paine）在英國和美國都是一個極端主義者，但在巴黎，他卻是吉倫特派（Girondins）最溫和的人物之一。廣義說來，像從前許多國家進行的革命一樣，美洲革命的結果僅僅是擺脫了英國人、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政治控制。法國大革命的結果則是巴爾紮克的時代取代了杜·巴裏夫人（Mme Du Barry，法王路易十五的情婦）的時代。

第三，在所有同時代的革命中，只有法國大革命是世界性的。它的軍隊開拔出去改造世界，它的思想實際上也發揮了相同作用。美國獨立革命一直是美國歷史上一個至關重要的事件，但（除直接卷入或被其卷入的國家以外）它在其他地方很少留下重大痕跡。法國大革命對所有國家而言，都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其反響比美國獨立革命要大，它引起了1808年後導致拉丁美洲解放的起義。其直接影響遠至孟加拉，該地的羅易（Ram Mohan Roy）在法國大革命的激勵下，創立了第一個印度人的改革運動，並成為現代印度民族主義的鼻祖（當他於1830年訪問英國時，堅持要搭乘法國船，以顯示他對其信仰的熱忱）。如上所述，它是“西方基督教世界對伊斯蘭教世界產生實際影響的第一次偉大思想運動”，[2] 這種影響幾乎是立即發生的。到19世紀中期，以前僅表示一個人的出生地或居住地的突厥語詞匯“vatan”，在法國大革命影響下開始變成類似“patrie”（祖國）的意思；1800年以前，“liberty”（自由）一詞最初是表示與“slavery”（奴隸身份）相反的法律術語，現在開始具有新的政治含義。它的間接影響是無所不在的，因為它為日後的所有革命運動提供了榜樣，其教訓（根據需要隨意加以解釋的）融入了現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之中。[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