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第4/12頁）
不過，在官場辭令上，這樣的制度表達的並不僅是單純的階級利益，同時也是“人民”的普遍意願，而人民則被轉化為“法蘭西民族”（一種意味深長的認同）。國王不再是蒙上帝恩寵的法蘭西和納瓦爾（Navarre）的國王路易，而是蒙上帝恩寵和國家憲法擁立的法國人的國王路易。宣言中說，“一切主權均源自國家”，而國家，如西耶士（Abbé Sieyès）神父所說，不承認世上有高於其自身利益的利益，並且不接受國家法律以外的法律和權威，不管是一般人類的，還是其他國家的。無疑，法蘭西民族及其以後的模仿者，最初未曾設想到其本身利益會與其他國家的人民利益相沖突，相反的，他們把自己看成是在開創或參與將各國人民從暴政下普遍解放出來的一項運動。但事實上，國家間的競爭（例如法國商人與英國商人的競爭）和國家間的從屬（例如，被征服國家或已解放國家的利益對大國利益的屈從），已暗含於1789年資產階級首次給予正式表達的民族主義之中。“人民”等同於民族，這是一種比意欲表達此點的資產階級自由派綱領，更具革命性的革命觀念。但它也是一種雙刃的觀念。
因為農民和勞動窮人都是文盲，政治態度不是溫和就是不成熟，加上選舉過程是間接的，因而被選出來代表第三等級的610人，多數是同一個模子打出來的，其中大部分是律師，他們在法國地方上發揮著重要的經濟作用；另有約100位資本家和商人。中產階級為贏得相當於貴族和僧侶總和的代表權，為爭取正式代表95%的人民，為了這些溫和的抱負而進行了艱苦、成功的鬥爭。現在，他們以同樣的決心為爭取資產階級潛在多數票的權利而鬥爭，其方式是把三級會議轉變為個別獨立的代理人會議，這些代表將以各自投票，取代以傳統階級為單位的商議或投票，在後一種情況下，貴族和僧侶的兩票總是能夠壓倒第三等級的一票。在這個問題上，首次的革命性突破展開了。三級會議開幕六周以後，急於在國王、貴族和教士之前搶先采取行動的平民代表，將他們自己和那些準備好要跟隨他們的人組織起來，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組成了有權重新制定憲法的國民會議（National Assembly）。一次反革命的企圖導致他們在實質上按英國下院的模式確定了自己的要求。專制主義已走到盡頭，如才華橫溢而又名聲不佳的前貴族米拉波（Mirabeau）對國王所說的：“先生，在這個會議裏，您是一個局外人，您無權在這裏說話。”[5]
第三等級雖面臨國王和特權等級的聯合反抗，還是取得了成功，因為它不僅代表了有教養而又富有戰鬥性的少數人的觀點，而且也代表了更強大得多的勢力，即城市的，特別是巴黎勞動貧民的觀點以及革命農民的觀點，雖然這比較短暫。之所以能把一次有限的改革鼓動成一場革命，是因為這樣一個事實，即三級會議的號召與經濟和社會的深刻危機恰好一致。因一系列復雜原因，18世紀80年代晚期，對法國經濟的所有部門都是一個巨大的困難時期。1788年和1789年的歉收和異常艱難的冬季，使這場危機尖銳起來。歉收使農民遭到損失，一時間，這意味著大生產者可以高價出售谷物，而大多數持地不多的人，則可能不得不去吃有錢人種植的糧食，或以無比的高價購買食物，特別是在臨近新收獲的月份（即5、6月）更是如此。歉收對城市貧民的沖擊更為明顯，他們的生活費（面包是主食）可能上漲了一倍。鄉村的貧困使制成品市場萎縮，因此也造成了工業的蕭條，這使歉收的危害日趨嚴重。鄉村貧民因而陷於絕望和躁動不安，他們鋌而走險，從事暴動和盜匪活動；在生活成本暴漲之時，城市貧民又失去工作，更陷入雙重絕望之中。在正常情況下，或許只會發生一些盲目的騷動，但在1788年和1789年，法蘭西王國的一場大騷動、一場宣傳和選舉的勝利，使人民在絕望中看到一種政治前景，他們提出了從鄉紳的壓迫下解放出來的要求，在當時，這是一種無比巨大、震天撼地的思想。騷動的人民站在第三等級代表的後面，做他們的堅強後盾。
鎮壓革命將原本的群眾騷動變成了實際的起義。無疑，舊制度唯一本能的反應便是進行抵抗，如果必要的話，就使用武裝力量，盡管軍隊已不完全可靠。（只有不切實際的夢想家才會認為，路易十六也許會接受失敗並立即使自己轉變為立憲君主，即使他不像實際上那樣無足輕重，那樣愚蠢，即使他娶的是一個頭腦不那麽簡單、不那麽沒責任感的女人，即使他稍微願意聽從謀臣的忠告，不做那些災難性的舉動，他也不會那樣做。）事實上，鎮壓革命已經促使巴黎那些饑餓、充滿不信任感和富有戰鬥性的群眾整個動員起來。這場動員最激動人心的結果是攻占巴士底獄，這是一座象征王室權威的國家監獄，革命者指望在那裏找到武器。在革命的年代，沒有比象征物倒塌更具影響力的東西了。攻占巴士底獄代表了專制主義的垮台，這個事件象征著解放的開端，因而使全世界為之歡呼，於是7月14日遂成為法國的國慶日。哥尼斯堡（Koenigsberg）的康德（Immanuel Kant）是一個穩健的哲學家，據說，他的生活習慣非常有規律，以至於他那個城鎮的居民都用他的活動來校正自己的鐘表，甚至是像他這樣的人在聽到攻占巴士底獄的消息後，也把下午散步的時間延後了，哥尼斯堡的人民於是都相信，震動世界的事件真的發生了。更能說明其影響的是，巴士底獄的陷落使革命蔓延到地方城鎮和鄉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