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和平

（列強）目前的協調一致，是其對付在每個歐洲國家或多或少都存在的革命余火的唯一保障；而且……最明智的做法是擱下平時的小爭端，共同支持現有的社會秩序準則。

——卡斯爾雷（Castlereagh）[1]

此外，俄國沙皇是當今唯一能夠立即進行大戰的君主。他掌握著當今歐洲唯一能夠調用的軍隊。

——根茨（Centz），1818年3月24日[2]

在20多年幾乎沒有中斷的戰爭和革命之後，戰勝的舊政權面臨著尤為困難而危急的締造和平以及維持和平的問題。它們必須清理20多年的廢墟，並重新分配領土戰利品。此外，對所有明智的政治家顯而易見的是，今後任何大規模的歐洲戰爭都是無法容忍的，因為這樣一場戰爭，幾乎意味著一次新的革命，也就是舊政權的毀滅。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King Leopold，維多利亞女王聰明但略嫌討厭的舅父）在講述稍後的一次危機時說：“在歐洲充滿社會弊端的現狀下，發生……一場全面戰爭，其影響將會是空前的。這樣一場戰爭……必定會帶來一場原則性的沖突，我認為這樣一場沖突，將改變歐洲的形式並推翻它的整體結構。”[3] 國王和政治家既不比以前更聰明，也不比以前更愛好和平，但是他們無疑會比以前更加恐懼。

在避免全面戰爭這個問題上，他們的成就相當不凡。從拿破侖失敗到克裏米亞戰爭（Crimean War，1854—1856年）之間，歐洲實際上既沒有全面戰爭，也沒有在戰場上發生一個大國與另一個大國的任何沖突。的確，除克裏米亞戰爭外，在1815—1914年之間，沒有任何戰爭同時牽涉兩個以上的大國。20世紀的人民應當可以體認到此一成就的重大。而當時國際舞台的不平靜以及沖突誘因的層出不窮，更讓這樣的成就令人難以忘懷。革命運動（我們將在第六章加以分析）一次又一次地摧毀了得來不易的國際穩定：在19世紀20年代的南歐、巴爾幹半島和拉丁美洲，1830年以後的西歐（尤其是比利時），以及1848年革命前夕的全歐。而內有分崩瓦解的危機，外有強國——主要是英、俄，其次是法國——覬覦的威脅，奧斯曼帝國的衰落，使所謂的“東方問題”（Eastern Question）成為一個持久的危機根源：19世紀20年代爆發於希臘，19世紀30年代引燃於埃及。盡管它在1839—1841年一場特別尖銳的沖突後，暫時被平息下去，但仍像以前一樣具有潛在的爆炸性。英、俄兩國為了近東和亞洲兩大帝國間的未被征服土地而關系交惡。法國則十分不甘於比它1815年前微弱甚多的地位。不過盡管有這許許多多的陷阱和旋渦，外交之船仍然航行在艱難的水道上，並沒有發生碰撞。

我們這一代人，在國際外交的基本任務上，即避免全面戰爭上，有著如此顯著的失敗，因而，我們傾向於用他們的直接後繼者不曾感知的敬重，來回顧那些政治家及1815—1848年的外交方法。1814—1835年間主管法國外交政策的塔列朗（Talleyrand），迄今仍是法國外交家的典範。而英國外交大臣卡斯爾雷、坎寧（George Canning）和帕默斯頓子爵（Viscount Palmerston）——他們分別主掌1812—1822年、1822—1827年和1830—1852年所有非托利黨（Tory）執政期間[1] 的外交政策——更已成為令人仰嘆緬懷的外交巨人。從拿破侖戰敗便出任奧地利首相，直到1848年垮台為止的梅特涅（Metternich）親王，在今天通常不會只被當作是一個反對改革的強硬敵手，而更常被視為一個維持穩定的明智之士，這和以往的看法是不同的。然而，即便以信任的眼光也不能說明在亞歷山大一世（1801—1825年在位）和尼古拉一世（1825—1855年在位）統治下的俄國外交家有什麽建樹。這個時期相對說來不那麽重要的普魯士外交大臣，則是值得加以理想化的。

在某種意義上，上述的贊譽是合理的。拿破侖戰爭之後的歐洲安排，絕不比任何其他決定更公正、更道德；但是，以其制定者完全反自由主義和反民族主義（即反革命）的目標來看，這種安排既現實又合理。他們不曾試圖將全面勝利加諸法國身上，以挑起法國人投入一場新的雅各賓主義。戰敗國的邊界得到了比1789年還要好的保護，戰爭賠款並不太高，外國軍隊占領極為短暫，而到1818年，法國再次被承認為“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組織的正式成員。（若非1815年拿破侖失敗的復辟舉動，這些條款甚至會更為溫和。）波旁家族復辟了，但可以理解的是，他們必須向其臣民的危險精神做出讓步。大革命的重大變革被接受承認，而且那個富有煽動性的憲法機制，也在復辟專制君主路易十八“慷慨賜予”的一個憲章幌子下——盡管自然極為有限——留給了他的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