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

自由，那帶著巨人聲音的夜鶯，驚醒了大多數沉睡者……除了為爭取或反對自由而戰，還有什麽事情值得我們關注？那些不可能熱愛人類的人，可能仍然是大人物，例如專制君主。但是，普通人怎麽可能無動於衷？

——伯爾納（Ludwig Boerne），1831年2月14日[1]

已失去平衡的各國政府感到恐懼，受到威脅，並且因社會中產階層的呼聲而陷入混亂之中，他們處於國王和臣民之間，打碎了君主的權杖並盜用了人民的呼聲。

——梅特涅致沙皇，1820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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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政府在阻止歷史進程的無能為力上，表現得像1815年後那個時代那般明顯而普遍。防止第二次法國大革命，甚或一場法國模式的歐洲普遍革命，是所有剛剛花了20多年才粉碎第一次革命的列強的最高目標，即使英國也是如此。雖然它並不同情在整個歐洲重新建立起來的反動專制主義，而且清楚地知道改革不可能也不應該避免，但是它對一場新的法國雅各賓擴張的恐懼，恐怕更甚於其他國際偶發事件。更有甚者，革命主義在歐洲歷史上從來沒有，在其他地方也很少這樣流行，這樣普遍，這樣容易在自發感染和有意宣傳的影響下傳播開來。

在1815—1848年之間，西方世界有三次主要的革命浪潮。［亞洲和非洲尚未受影響，亞洲第一輪大革命，“印度兵變”（Indian Mutiny）以及“太平天國運動”，要到19世紀50年代才發生。］第一次發生在1820—1824年。歐洲地區主要局限在地中海一帶，以西班牙（1820年）、那不勒斯（1820年）和希臘（1821年）為中心。除希臘外，所有起義都遭鎮壓。西班牙革命使拉丁美洲的解放運動重新復活，該運動是受到拿破侖於1808年征服西班牙而激發，並在最初的嘗試失敗後，淪為少數偏遠地區的難民和盜匪活動。西屬南美的三個偉大解放者，玻利瓦爾（Simon Bolivar）、聖馬丁（San Martin）和沃伊金斯（Bernardo O’Higgins），分別建立了獨立的“大哥倫比亞”（包括現在的哥倫比亞、委內瑞拉和厄瓜多爾共和國）、阿根廷［但減去現在的巴拉圭和玻利維亞內陸地區，以及減去拉布拉塔河（River La Plate）的對岸草原，在這裏，現屬烏拉圭的東班達牛仔們曾與阿根廷和巴西人作戰］，以及秘魯。聖馬丁在英國激進貴族柯克蘭尼［Cochrane，福雷斯特《霍恩布洛爾艦長》（C. S. Forester’s Captain Hornblower ）的原型］統率的智利艦隊幫助下，解放了西班牙勢力的最後堡壘——秘魯總督府。到了1822年，西屬南美已獲解放。溫和、有遠識而且具有罕見自我克制精神的聖馬丁，把解放後的南美留給玻利瓦爾共和派，自己則退往歐洲隱居，靠著沃伊金斯的補助金，在通常是債務纏身的英國人的庇護地布倫（Boulogne-sur-Mer）度過了高貴的一生。與此同時，派去對付墨西哥殘存農民遊擊隊的西班牙將軍伊圖爾比德（Iturbide），在西班牙革命的影響下與遊擊隊聯合起來共同起事，並在1821年奠定了墨西哥的永久獨立。1822年，在當地攝政領導下，巴西平靜地從葡萄牙獨立出來，該攝政是葡萄牙王室在拿破侖垮台後，重返歐洲時留駐在巴西的代表。美國幾乎立即承認了巴西這個新國家中最重要的一員；英國關心的是與它締結商業條約，不久也承認了巴西的獨立；法國人實際上在19世紀20年代之前便已撤出該地。

第二次革命浪潮發生在1829—1834年，而且影響了俄國以西的整個歐洲以及北美大陸，因為傑克遜總統的偉大改革年代（1829—1837年），雖然與歐洲的動蕩沒有直接關聯，但仍應算作其中的一部分。在歐洲，推翻法國波旁王朝的革命激起了其他各種動亂。比利時（1830年）從荷蘭贏得獨立；波蘭革命（1830—1831年）在經過重大的軍事行動後被鎮壓下去；意大利和德意志各地動蕩不安；自由主義在瑞士盛行，那時它是一個遠不如現在太平的國家；而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則開啟了自由派和教士的內戰時代。甚至連英國也受到影響，部分是因為其境內火山——受到《天主教解放法》（1829年）和重新展開改革鼓動的愛爾蘭——隨時都有噴發的危險。英國1832年的《改革法》（Reform Act）相當於法國1830年的7月革命，而且的確受到來自巴黎的強烈刺激。該時期是近代史上英國政治發展與歐洲大陸同調的唯一時期，我們可以中肯地說，若非受到輝格和托利兩黨的抑制，某種革命形勢可能會在1831—1832年的英國發展起來。而在整個19世紀，也只有這段時期可以使上述分析不像純然虛構出來的。

因此，1830年的革命浪潮要比1820年那次嚴重得多。事實上，它標志著西歐資產階級勢力對貴族勢力的最後勝利。接下來50年的統治階級，將是銀行家、大企業家，以及有時是高級文官的“大資產階級”。他們被不露鋒芒或同意推行資產階級政策的貴族所接受，沒有受到普選的挑戰，盡管有來自外部的小商人或不滿商人、小資產階級和早期工人運動的困擾。資產階級主導的政治制度，在英國、法國和比利時大致相似。它們都采行君主立憲，都為選舉人設下財產或教育資格的限制，借此確保民主的安全性。法國最初只有16.8萬人具有投票資格。事實上，這與法國大革命的第一階段，也是最溫和的資產階級統治時期制定的1791年憲法極其相似[1] 。然而在美國，傑克遜式的民主已比歐洲更進一步：不受限制的政治民主，因贏得邊疆居民、小農場主和城市貧民的選票而全面得勢，擊敗了類似西歐的非民主有產者寡頭政治。這是個不祥的變革，溫和自由主義的那些思想家，充分認識到擴大普選權可能是遲早的事，因而密切地注視著這個問題。特別是托克維爾（Alexis de Toqueville），他的《美國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 ，1835）一書，曾就此問題得出悲觀的結論。但是正如我們在後面將看到的，1830年同時也標志著一種甚至更加激進的政治變革：英、法工人階級開始成為一支獨立自覺的政治力量，而民族主義運動也開始在許多歐洲國家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