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革命（第3/1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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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復辟時期（1815—1830年），反動黑幕籠罩著所有持不同政見的人士，在這樣的黑暗中，拿破侖主義者和共和主義者、溫和派和激進派之間的分歧幾乎看不出來。除英國外，至少在政治上還沒有出現自覺的工人階級革命者或社會主義者。而英國，在歐文於1830年前發起的“合作運動”影響下，不論在政治上或意識形態上，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趨勢已經出現。大多數非英國群眾的不滿還是非政治性的，要不就是如表面上的正統主義者和教權主義者那樣，對似乎只會帶來罪惡和混亂的新社會發出無聲抗議。因此除了極少數例外，歐洲大陸的政治反對派通常局限於一小群富人或受過教育的人，而這兩者多半意味著同一群人，因為即使在巴黎綜合工藝學校（Eook Polytechnique）這樣強大的左翼陣營中，也只有1/3的學生——一個突出的反抗分子群體——來自小資產階級（大多經由低層軍官和文官晉升而來），而只有0.3%來自“大眾階層”。這些窮人就像自覺加入左翼的人一樣，接受中產階級革命的經典口號，雖然是激進民主派而非溫和派的形式，但仍只不過是向社會挑戰的某種暗示。英國勞動貧民一次又一次為之團結在一起的典型綱領，只是單純的議會改革，具體表現在《人民憲章》（People’s Charter ）的“六點要求”上。[2] 這個綱領實質上與潘恩時代的“雅各賓主義”沒有區別，而且與老穆勒（James Mill）提出的功利主義中產階級改革家的政治激進主義完全一致（其與日益自覺的工人階級的聯系除外）。復辟時期唯一不同的是，勞工激進分子已經更願意聽取用他們的語言所進行的宣傳——如演說家亨特（Orator Hunt，1773—1835）那樣善於侃侃而談的人，或者像科貝特（William Cobbett，1762—1835）那樣既聰明又精力旺盛的批評家，當然還有潘恩（1737—1809）——而不是中產階級改革者的語言。

因此，在這個時期，無論是社會的甚或民族的差異，都沒有明顯地把歐洲反對派分裂成互不理解的陣營。如果我們略去大眾政治的正規形式已告確立的英國和美國（雖然在英國直到19世紀20年代還受到反雅各賓主義歇斯底裏式的壓制），對歐洲所有國家的反對派來說，政治前景看起來非常相似，而達成革命的方式也幾乎一樣，因為專制主義的統一戰線，實際上在大部分的歐洲地區排除了和平改革的可能。所有革命者都以不同的理由把自己看成是已解放的少數進步精英，在缺乏活力、無知且被誤導的廣大群眾中活動，並為了其最終利益而進行抗爭。普通群眾在解放到來時無疑會起而歡迎，但是不能指望他們積極參加抗爭、準備解放。他們全都（至少在巴爾幹半島的西部）認為自己是在與單一的敵人作戰，即沙皇領導下的專制王公聯盟。因此，他們全都把革命看成是統一而不可割裂的；是單一的歐洲現象，而不是國家或地區解放的集合體。他們都傾向於采用同一類型的革命組織，甚或同一個組織——秘密暴動兄弟會。

這類兄弟會每個都有來自或仿自共濟會模式的復雜儀式和等級制度。它們在拿破侖時代後期如雨後春筍般發展起來，其中最負盛名的（因為是最國際性的）是“好表親”或燒炭黨（Carbonari）。它們似乎是通過意大利反拿破侖的法國軍官，繼承了共濟會或類似的結社，1806年後在南意大利形成，而且和其他類似團體一起向北傳播，並在1815年後越過地中海。這些組織本身，或其衍生組織和平行組織，連在俄國特別是希臘，都可以找到其蹤影。在俄國，這類團體聯合成十二月黨人（Decembrists），他們在1825年發動了俄國近代史上的第一次起義。燒炭黨時代在1820—1821年達到頂峰，及至1823年，大多數兄弟會實際上都被破壞殆盡。然而，（一般意義上的）燒炭黨以革命組織的主幹角色堅持了下來，也許還借著幫助希臘爭取自由（親希臘運動）的共同任務而結合在一起，而且於1830年革命失敗後，通過波蘭和意大利的政治移民，把它傳播到更遠的地方。

在意識形態上，燒炭黨及其類似組織是個混雜的團體，只是因為對反動派的共同憎恨而聯合在一起。激進派，其中最堅定的是左翼雅各賓派和巴貝夫主義者，很明顯對兄弟會的影響日益增強。巴貝夫的叛亂老同志布納羅蒂（Filippo Buonarroti），是他們之中最能幹、最不屈不撓的密謀者，雖然他的信仰對大多數兄弟會和“好表親”而言是太過偏左。

他們是否曾致力於發動國際性的協同革命，仍是件有爭論的事，雖然他們的確堅持不懈地嘗試聯合所有的秘密兄弟會，至少在其最高和最初的層次上，組成國際型的超級密謀黨派。不管事情的真相如何，在1820—1821年間，歐洲確實發生了大量燒炭黨類型的起義。他們在法國完全失敗，那裏的革命政治條件相當缺乏，而密謀者在相關條件尚未成熟的形勢下，無法接觸到暴動的唯一有效力量，即不滿的軍隊。在當時以及整個19世紀都是行政機構一部分的法國軍隊，無論什麽樣的官方政府命令他們都得執行。他們在一些意大利邦國，特別是在西班牙，獲得了徹底但是暫時性的勝利。在西班牙，“純粹的”起義找到了最有效的方式——軍事政變。組成秘密軍官兄弟會的自由派上校，命令其團隊跟隨他們一起起義，而後者則聽命行事。（俄國十二月黨人密謀者於1825年極力發動禁衛軍起義，但是因為害怕走過頭而失敗。）軍官兄弟會——由於軍隊為非貴族青年提供了職業，故而他們通常具有自由主義傾向——和軍事政變，自此成為伊比利亞半島和拉丁美洲政治舞台上的固定戲劇，同時也是燒炭黨時期最持久但最值得懷疑的政治成果之一。從過往的事件中我們可以觀察到，儀式化、等級森嚴的秘密會社如共濟會，由於可以理解的原因，非常強烈地求助於軍隊人員。西班牙的自由派新政權，於1823年被歐洲反動勢力支持的法國入侵推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