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民族主義

每個人都有其特殊使命，這些使命將攜手走向人類總使命的完成。這樣的使命構成了民族性。民族性是神聖的。

——青年歐洲兄弟守則，1834年

這一天將會來臨……當優秀的日耳曼人站在自由和正義的青銅底座上，一只手握著啟蒙的火炬，把文明的光束投向地球最遙遠的角落，另一只手持著仲裁者的天平。人們將懇請她解決爭端，即那些現在向我們高喊強權即公理，並輕蔑地用長筒靴踢打我們的民族。

——西本費弗爾（Siebenpfeiffer）的漢堡演講，183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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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後，如我們在前面已看到的那樣，贊成革命的總運動分裂了。而分裂所導致的一項後果值得特別注意，即自覺的民族主義運動。

這場運動發展的最佳象征，便是1830年革命後由馬志尼創建或發起的“青年”運動：青年意大利、青年波蘭、青年德意志、青年法蘭西（1831—1836年），以及19世紀40年代類似的青年愛爾蘭。青年愛爾蘭是芬尼亞勇士團（Fenians）或稱愛爾蘭共和兄弟會（Irish Republican Brotherhood）的前身，它是19世紀早期密謀派兄弟會組織當中，唯一延續至今且獲得成功的革命團體，並以進行武裝鬥爭的愛爾蘭共和軍而聞名於世。這些運動本身並不重要，且只要有馬志尼存在，就足以使它們完全無效。但在象征性意義上，它們卻極其重要，從日後的民族主義運動紛紛采用像“青年捷克人”或“青年土耳其人”這類標簽，即可見一斑。它們標志著歐洲的革命運動碎裂成民族的革命運動。這類民族革命團體之間，無疑有著大致相同的政治綱領、戰略和策略等，甚至有大致相同的旗幟——幾乎總是某種形式的三色旗。他們的成員認為：其自身的要求與其他民族的要求之間並沒有矛盾，而且他們的確設想建立一種可同時解放自身以及其他民族的兄弟關系。另一方面，各個民族革命團體則傾向於通過為大家選擇一個救世主的角色，來為其首先關注本民族利益的心態進行辯護。借由意大利（據馬志尼說的）、波蘭［據密茨凱維奇（Mickiewicz）說的］，世界上受苦受難的人民將被引向自由。這是一種很容易淪為保守政策或帝國主義政策的觀念，在那些強調自己是神聖的羅馬第三帝國的俄國親斯拉夫派，以及那些日後不斷重復著將以德意志精神治好全世界的德國人身上，我們都可以看到這種危險。大家一致認為，民族主義這種模棱兩可的現象，可回溯到法國大革命的影響。但是在法國大革命期間，世上的確只有一個偉大的革命民族，而它的所作所為也足以讓世人明白，它是所有革命的司令部和解放世界的必要原動力。因此，指望巴黎是合理的；指望一個模糊不清的（實際上由一小撮密謀派和流亡者代表的）“意大利”、“波蘭”或“德意志”，只有對意大利人、波蘭人和日耳曼人才具意義。

如果新興的民族主義只限於民族革命兄弟會的成員，它就不值得太多注意。事實上，它代表著更為強大的力量，這些力量在19世紀30年代以雙元革命的結果出現，並顯露在政治自覺之中。這些力量當中，最早出現且最強大的是小地主或鄉紳的不滿，以及在許多國家當中突然冒出的民族中產階級，甚至下層中產階級，兩者的代言人大多是專業知識分子。

小鄉紳的革命作用，也許可在波蘭和匈牙利得到最好說明。總體而言，當地的土地大亨早就發現與專制主義和外國統治達成協議，是可能且合乎需要的。匈牙利的大地主一般都是天主教徒，而且長期以來已被吸收為維也納宮廷的社會支柱，他們之中極少有人參加1848年革命。對於舊日波蘭——立陶宛聯邦（Rzeczpospolita）的記憶，使波蘭的地主權貴具有更強烈的民族主義思想，但是他們之中最有影響力的準民族主義派別——恰爾托雷斯基集團，當時正對寓居巴黎朗貝爾飯店（Hotel Lambert）的奢華移民，進行活動，他們總是贊成與俄國聯合，而且喜歡外交活動更甚於起義。從經濟上看，如果不太浪費的話，他們也富裕得足以支付所需；而且，如果他們喜歡的話，甚至有財力投入足夠的資金來改善其土地，以從該時代的經濟發展中獲得好處。塞切尼伯爵（Count Széchenyi）是這個階級的少數溫和自由派和經濟進步倡導者，他曾將約6萬弗羅林（florins）的年收入贈予新成立的匈牙利科學院。沒有任何證據顯示他的生活水準曾因這筆無私的慷慨捐贈而受到影響。另一方面，只因出身不同而使其有別於其他貧困農民的小鄉紳（匈牙利人口中約1/8據稱擁有鄉紳地位），既沒有錢財能使其持有的土地有利可圖，也沒有與日耳曼人或猶太人競爭中產階級財富的意向。如果他們無法靠其地租體面生活，而且衰敗的年代又剝奪了他們投身軍隊的機遇，如果文化程度不算太差的話，他們或許會考慮選擇法律、行政或一些知識性職業，但是不會從事資產階級活動。這類鄉紳長期以來已成為本國專制主義、外族以及巨富統治的反對堡壘，隱藏在（像在匈牙利的）加爾文派和縣級機構的雙重支持背後。很自然的，他們的反對、不滿，以及希望獲得更多工作機會的願望，如今將引燃民族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