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時代德國的社會和政治（第3/3頁）

比洛的繼任者為貝特曼·霍爾維格（Bethmann Hollweg），是個完全無法維持議會穩定的宰相。他的政府只能依賴皇帝、軍隊和官僚系統。海軍的持續擴充引發了財政危機。社會主義黨派的支持率直線上升（部分由於社會主義黨派與改革派的選舉協定），1912年的社民黨成為帝國議會的第一大黨。由於中產階級和社會主義黨派拒絕與對方合作，議會接連陷入僵局，從而使軍隊和皇帝在決策階段的作用越來越大。很快，我們就看到此舉在外交方面導致的後果。

歷史學家在如何闡釋德意志帝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這一問題上爭論不休。擁有民族主義傾向的老一輩德國歷史學家往往會頌揚德國統一，並詳細敘述高階政治的種種。近來，越來越多的歷史學家則開始關注當時社會和經濟的緊張局勢。漢斯—烏爾裏希·韋勒（HansUlrich Wehler）的著作引發了爭議，同時也作出了一個重要貢獻。他特別強調了這一時期普魯士的“封建—貴族—軍事”控制，此時的德國處於普魯士的主導下。韋勒著重指出，面臨社會的快速改變，這些精英階層維持權力的手段從控制和分裂反對派的簡單鎮壓，到灌輸並轉向帝國主義和冒險主義。歷史學家們一致認可，這一時期存在著所謂的“消極整合”，即不同精英的互相妥協和對顛覆性的共同敵人的指認（尤其是社會主義者和猶太人）。但近來，一些歷史學家開始質疑這種功能主義的自上而下的視角，認為這種視角對下層階級的關注不夠，並且預設了下層階級容易被鎮壓和洗腦。他們認為應當更嚴肅地來認識下層階級，他們是多種多樣的，有的人恭敬，有的人叛逆，有的人會抵抗，有的人是發自內心的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還應當更加嚴謹地解釋德國自由派的分裂和失敗之處。此外，如前文所述，韋勒的論述角度似乎預設了精英階層的目的是統一的，並且對自身最佳的長期利益先知先覺，甚至不考慮短期內彼此的分歧。而這種先知先覺的能力他們可能從未擁有。不同的政府和聯合政府之間的策略差異很大，很難說19世紀90年代米克爾的集體同盟政治理念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都能如一貫徹，畢竟中間經歷了那麽多屆政權交替。很明顯，史學家們需要建立一個更為參差多樣、不斷變動的德意志帝國圖景，其中包含廣泛的元素。不過，很清楚的一點是，從德意志帝國最終解體的方式來看，的確有一些社會政治體系的結構特征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