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時代德國的社會和政治（第2/3頁）

這一時期的社會經濟結構不斷變化，從中可以看出政治發展的方向。中央黨雖然保持穩定的支持率，但為了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不得不疏遠與天主教的聯系。因此，中央黨在威廉時代的德國政治中一直是一支重要、穩定的力量。自由派繼續分裂，一邊是較為右翼的民族自由黨（National Liberal Party），另一邊是中間偏左的進步黨（Progressive Party）。在自由派兩大陣營內部還有分歧，不僅表現在當時的特定議題方面，還包括整體的政治傾向方面。自由派獲得的支持率在19世紀晚期至20世紀早期基本保持不變，只有一點小波動。而隨著社會結構的變化，保守派幹脆失去了民眾的支持。因此，保守派變得更為強硬、右翼、民族主義和反猶主義，希望能從極端主義的小黨派那裏將選票吸引過來。19世紀90年代，這些小黨派的支持率的確不低。如此，在黨派政治的背景下，聯合政府很難實現，也很難保證政策的長期連貫一致。

1891—1894年卡普裏維（Caprivi）當政期間，政治轉向所謂的“新路線”（new course），致力於社會和諧，安撫社會主義者、少數民族、天主教、工業家等利益集團。《反社會黨人非常法》期滿終止，社會福利法的政策繼續推進，其中包括對工作條件的規定和對童工、假日工作的限制。此外還建立了法院，負責對工業糾紛進行仲裁；提出累進所得稅制。然而，這些措施對於社會主義者來說是不夠的，還惹怒了右翼分子。說到底，1891—1894年的一系列商業法規對一些實業家來說更為有利，由於關稅的降低，他們獲得了重要的市場。然而，生產糧食的地主階級保守派卻對這些法規十分不滿，他們建立了農場主協會（Bund der Landwirte），成為代表農業利益的強大利益集團。卡普裏維政府最終由於試圖改革軍隊而遭到了議會的百般阻撓。1892年，遭遇了這次失敗之後，卡普裏維以微弱優勢在解散重選後的議會中贏得多數票，並通過了一項折中議案。卡普裏維最終成了一系列陰謀的受害者，當時的政治氣氛高度緊張，連皇帝都想發動一場政變。1894年，卡普裏維被迫辭職。

1894—1900年的霍亨洛厄（Hohenlohe）政府代表的是工業利益，其特征是反社會主義。這一時期，著名的“鐵與黑麥的聯姻”政策也恢復了，農業和工業領域的精英達成了妥協。“精英的消極整合”（negative integration of elites）觀念發展起來。1897年，普魯士財政大臣米克爾（Miquel）用集體同盟政治（Sammlungspolitik）來指代聯合不同的利益團體、最終達成共識的政治模式。在相對消極的“各方利益的團結”（solidarity of interests）中，農業和不同工業領域的精英團結起來，對抗共同的下層敵人和他們所察覺到的威脅。在霍亨洛厄執政時期，外交政策也開始變得更加具有侵略性。其中最重要的是1898年海軍聯盟的成立。在此之前，阿爾弗雷德·馮·蒂爾皮茨（Admiral von Tirpitz）於1897年被任命為海軍元帥。海軍聯盟和1893年成立的泛日耳曼同盟（Alldeutscher Verband）一樣，背後有重要的利益集團克虜伯（Krupp）、施圖姆（Stumm）等工業巨頭強大的財源支持。蒂爾皮茨認為，德國應當大力擴充海軍。這既能夠起到威懾作用，還能與英國強大的海上力量抗衡。雖然德國的殖民地並沒有英國的重要，但蒂爾皮茨還是投入了很多精力，在國內煽動民眾支持德國海軍的擴充。德國海軍作為國內政治的一部分，在世紀之交變得越來越重要。

在經歷了一系列的危機之後，霍亨洛厄於1900年退休。下一任宰相比洛（Bülow）的任期為1900—1909年。為了平衡工農業利益，比洛恢復了一些商業法規，同時提高了特定的關稅。1902年實施的新關稅法對易北河東部的谷物生產者十分有利，因為法案實際上杜絕了從俄國進口便宜的谷物，但與此同時，消費者的利益卻遭到損害。對於主要以面包為口糧的工人階級，政府恢復了一些福利法案來安撫他們。同時，政府宣揚“社會帝國主義”，即煽動民族主義熱情來支持海軍，渴望德國成為世界強國。然而，在1897年經濟短暫上行後，1903年又開始了新一輪的經濟衰退，尤其是在用於海軍建設計劃的開銷不斷增長的情況下，平衡各項政策變得越來越困難。財政赤字越來越嚴重，而保守派又抵制增稅。聯合政府也很難順利運轉。1907年比洛放棄了中央黨的支持，草率成立包括左翼自由主義者在內的“比洛陣營” （Bülow bloc），引起了保守派的警覺。但這個陣營並沒有持續多久。1908年，德皇的放縱言辭導致了對外關系的緊張，釀成了所謂的“‘每日電訊報’事件”（Daily Telegraph Affair）。對此次事件，議會各黨派的意見不一。比洛陣營對於財政改革的意見不合，於是陣營解散後，比洛不得不於1909年辭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