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時代德國的社會和政治

威廉時代，德國進入了快速的工業化時代，社會民主黨迅速崛起，象征著社會沖突的急劇上升。議會的政治結盟相當不穩定，利益集團對政治的影響力日益增強。這個政治結構的頂端是威廉二世皇帝，但他的政治天資實在有限，同時還有無數的個人問題，周圍還有幾位親信顧問對其政策施加影響。在威廉二世統治時期，德國主導發動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並加速了自身的衰落。不斷困擾著它的社會矛盾在下一個政權——魏瑪共和國時期也沒有得到解決，並以新的形式在希特勒的上台中起了重要作用。

從1871年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德國發生了一系列變化，並徹底改變了它的特征。德國人口從1871年的4100萬增長到了1914年的6770萬，增長了約3/4，而同一時期鄰國的法國人口僅從3600萬增長到4000萬。同樣令人驚嘆的還有德意志帝國的城鎮發展速度，年輕的流動人口離開了土地，在工業中心尋找新的機會。首都柏林這個大都會得到了迅速發展，華麗浮誇的中產階級住宅邊上是虎頭蛇尾的公寓區，昏暗的庭院是窮苦的工人階級的孩子玩耍的唯一遊樂場所。雖然一些住宅工程給工人們提供了價格公道的住宿，比如西門子公司贊助的住宅工程，但對大多數工人來說，他們只能住上相當於貧民窟條件的房子。盡管經濟的波動和頻繁的危機直到19世紀90年代才得以平息，德意志帝國的第二波工業化浪潮還是較為迅猛。當英國的工業產量僅僅翻倍的時候，德國的產量增加了5倍。經濟重心從舊時的煤炭、鋼鐵和重工業轉向了化學工業和電力工業等新興產業。電力的廣泛使用對這一時期具有重要的意義。相比較而言，英國的工業化更加冗長緩慢，許多小型家庭農場互相競爭，認為政府不應介入自由市場。相反，德意志政府的幹預較多，少數大型投資銀行的作用也十分重要，比如德意志銀行和德累斯頓銀行。與英國形成鮮明對比的另外一點是財富集中，壟斷利益集團的作用日益增強。卡特爾（Cartels）這個由生產類似產品的企業組成的壟斷利益集團，控制產品的生產和銷售，繼而控制產品價格，維護共同利益。卡特爾的數量增長十分迅猛，1875年才只有8個，而到了20世紀20年代則增加到了大約3000個。

圖23 柏林藝術家海因裏希·齊勒（Heinrich Zille）所作的描繪工人階級生活的漫畫。配文為：“媽媽，弗裏茨渾身濕透了！”“那就把他舉在太陽下，他會幹的！”

德國和英國在經濟史上的不同與兩者不同的階級結構有關。在英國，土地所有者和工業獲益者緩慢地融合。而德國的等級差異一直較為鮮明。古老的容克地主階級仍然通過三級表決制主導著普魯士政治（並未考慮快速的城市化帶來的影響而重劃選區，容克地主主導的鄉村地區由於人口稀少而在這種選舉制度中受益），通過控制普魯士政治，容克地主階級進一步主導了帝國議會。隨著工業社會的發展，容克階級雖然手握政治實權，經濟地位卻逐步下滑。面對越來越懸殊的差異，必須在農業貴族和不同的工業利益集團之間找到平衡點（不同的工業利益集團必然擁有不同的利益，一些人相較之下更為支持保護主義政策）。另外，新的工人階級也迅速壯大，從鄉村到城市工廠生活的改變不僅給他們帶來了文化上的沖擊，也使得工會和社民黨迅速壯大。在1891年通過的《埃爾富特綱領》（Erfurt programme）中，社民黨采取了激進的原則[由卡爾·考茨基（Karl Kautsky）起草]，卻配合了溫和的計劃[由修正主義者愛德華·伯恩施坦（Eduard Bernstein）起草]。1905年起，社民黨越來越官僚主義，被有關政策、目標和策略的矛盾和爭鬥所困擾。盡管如此，社民黨還是在1912年成為帝國議會的第一大黨。

社民黨是否幫助工人階級融入威廉時代的德國，並在社會和文化上讓他們闖出一片天地，這在史學上是個有爭議的問題。社民黨建立了大量的文化、社會和體育組織，包括演唱、體操、自行車運動、郊遊、國際象棋等，此外還舉辦針對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活動。這些活動在意義和內容上常常是既具有“中產階級”，又具有“革命性”的特征，比如一些活動既組織欣賞古典音樂，又傳播革命歌曲。但是必須注意到，不是所有的工人階級都和社民黨的理念一致。一些信奉天主教的工人在移居城市後，退出了中央黨，加入了社民黨；但另一些工人還是忠於中央黨。波蘭的流動工人大多支持波蘭的民族組織，一些“流氓無產階級”（Lumpen-proletariat）既沒有任何組織，也沒有融入德意志帝國社會，他們公然藐視國家法律和傳統，過著充滿暴力、道德混亂、小偷小摸的生活。相比英國工人階級，德國工人階級發展得更快，但到了後期，在文化上卻更為分裂和多樣。威廉時代的德國社會實際上被形容為“極化”（pillarised）的社會（這是一位荷蘭社會學家所用的術語），這些“極”是由許多不同的社會文化“環境”（milieux）所構成的，每個環境都決定了其中的亞文化群體的政治、組織、文化活動、宗教信仰（或無信仰）、標志人生重要階段的儀式、業余時間及普遍觀念。而德意志帝國的精英階層卻沒有清晰地注意到這些細微的社會學差別，也沒有仔細了解德國無產階級不同派別的真正目標和實力，只是單純地害怕下層革命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