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德國文化

德意志帝國時期的德國文化包含廣泛多樣、時常互相沖突的亞文化。其一方面是較為浮誇、乏味的“官方”文化。這種文化誕生於剛剛統一的社會，代表著要成為強國的熱望。這種熱望不僅僅表現在政治領域，而且表現在建立民族英雄的騎士塑像、建造雄偉的大樓、布置高大結實的家具、厚重的窗簾這些象征性的表達上。這是德國文化中的多愁善感和英雄主義的融合。與之相對的，是從不同視角對現代生活的批判。現實主義小說家們描寫了在中產階級生活虛浮的表面下，究竟隱藏著怎樣的矛盾和掙紮。特奧多爾·馮塔納（Theodor Fontane）揭示了在不斷變化的社會中，社會傳統的背後充滿了怎樣的個人掙紮和家庭危機。而托馬斯·曼（Thomas Mann）的早期作品《布登勃洛克一家》（Buddenbrooks）則描寫了一個德國北部中產階級家族幾代人的衰落，刻畫出了1835年到19世紀70年代德國社會和經濟的復雜變化。《布登勃洛克一家》源於19世紀，其文學技巧都是當時小說中常見的，但布登勃洛克家族的最後一位男性——漢諾（Hanno），卻逃避、否認現實世界，而這是20世紀小說中相當常見的描寫。托馬斯·曼的作品跨度一直到第三帝國時期，評述、反思了在德意志帝國和1918年後的德國中充滿藝術的靈魂所遭受的壓力。豪普特曼（Hauptmann）等藝術家揭示了人類在物質社會中悲慘的一面，即社會從“有機的”、傳統的“社區”轉向更為疏離、個人主義的“社會”（所謂Gemeinschaft和Gesellschaft的區別）。不光是這些富有想象力的作家，許多社會思想家也開始探索在此期間的個人和家庭生活的改變究竟有怎樣的意義。許多學者特別關注在現代城市中漂泊不定的生活的意義。在視覺藝術方面也有重要的發展。“分離派”（secessionist）運動反對官方藝術。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還發出現了新的創作方式，比如印象主義和表現主義。建築和室內設計領域也出現了更為雅致的青年藝術風格（Jugendstil），給當時主流的華麗浮誇風格帶來了一股清新之風。許多後來被認為是“魏瑪文化”的事物，在一戰前的德國，尤其是在世紀之交時期的一系列變化中就已經萌發。

業余生活和大眾文化也參差多樣。一方面，許多中產階級效仿貴族階層的一些行為舉止和風俗習慣，希望加入預備軍官團，甚至希望獲得決鬥傷疤這一階級的象征（雖然“中產階級的封建化”這種說法有點過了）。另一方面，青年運動則要擺脫作為古板的中產階級所受到的束縛和壓抑。漂鳥運動（Wandervögel）的成員穿上寬松、舒適的便衣，去鄉村郊遊、野營、唱歌，想要過上自然的生活。這些團體雖然批評權威政治（establishment politics，尤其對議會的黨派政治不屑一顧）及現行的教育體制，但同時具有強烈的民族主義、反物質主義、反猶主義傾向，因為猶太人在他們的觀念中等同於瘋狂的掙錢機器。總體上，漂鳥運動是中產階級的，也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同時與工人階級和社民黨的青年文化相沖突。

19世紀中期，人們崇尚實證主義，普遍對科學原理抱有信心，相信社會進步的必然。達爾文的進化論就鮮明地體現了這一點。連馬克思主義理論也打上了19世紀社會和社會進程歷史理論的烙印。到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對不確定性的認識成了新思想的特征。尼采著作的影響深遠持久，含義豐富，直接影響了韋伯等學者，也遭到了納粹主義“理論家”的徹底曲解。理查德·瓦格納的樂劇復興了中世紀的題材（如《紐倫堡的名歌手》、《尼伯龍根的指環》），探索了19世紀社會最深刻的矛盾，時至今日，這些19世紀早期的浪漫主義歌劇仍舊余音繞梁。在納粹德國時期，瓦格納對中世紀文化遺產的關心自然被利用並重新解釋，以適應納粹德國的新形勢。一種新的文化悲觀情緒，以及對非理性的、受壓抑的潛意識的關注，在世紀之交開始在社會思想中彌漫。當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在維也納研究性格理論和精神分析技巧，並對20世紀歐美人的生活觀念產生了重大的影響。壓抑、神經症、弗洛伊德式口誤、俄狄浦斯情結等逐漸成為日常用語。在社會學和政治學領域，齊美爾（Simmel）、滕尼斯（Tönnies）、特勒爾奇（Troeltsch）等學者創立了一系列概念和理論，以解釋當時社會中發生的巨變。馬克斯·韋伯百科全書式的精彩著作將西方與其他地區的社會與文化進行對比，探索、解釋了西方歷史獨特的動態特點。正如一位評論家所說，韋伯試圖在科學的實證主義和歷史決定論的觀念論之間架起橋梁，他詳盡闡述了自己的推論，同時也留有人為意義和機動的空間。他的社會學理論比起馬克思意義含糊的作品更為現代，而後者並沒有解決歷史規律和人類行為之間的矛盾。為了囊括並解釋世界歷史的進程，同時仔細研究德國社會的變化發展，韋伯發展出了一整套社會和政治概念及分析比較的詳細方法。盡管後來遭到了一些批評，但其學問之廣博、含義之豐富，卻是從未被超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