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政策與第一次世界大戰

關於威廉時代的德國，最廣為流傳的一個觀點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在威廉時代德國的鼎盛時期發生的，而德國也因此解體。1919年簽訂的《凡爾賽條約》用臭名昭著的“戰爭罪”條款讓德國背負了戰爭的主要責任。後來的幾十年內，學者們廣泛研究了戰前各大國之間的外交關系，希望找出戰爭的源頭。1928年，埃卡德·克爾（Eckart Kehr）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種與眾不同的觀點，即在外交政策的決策過程中的“國內政治優先”（primacy of domestic politics）。20世紀60年代，這個觀點被重新拾起，先是弗裏茨·費歇爾（Fritz Fischer）在其所著的一本有爭議的書中重提了德國的戰爭罪。後來，漢斯—烏爾裏希·韋勒和福爾克爾·貝格哈恩（Volker Berghahn）等學者又從這一觀點出發，對德意志帝國的國內政治重新進行了梳理。大多數歷史學家現在應該會同意詹姆斯·約爾（James Joll）的結論，即一個因素是不足以解釋戰爭爆發的，應當同時考慮長期和短期因素，並囊括國內的社會政治矛盾、文化取向和成見，再加上國際環境、盟友的變動以及大國之間外交利益的沖突，才算是一個較為完整的角度。

在考慮總體環境的時候，有幾點十分重要。首先，俾斯麥下台後，德國的外交政策有所改變。當時觀點不一，有人認為德國應當成為歐洲中部的主導力量，也有人野心勃勃地主張德國應當以成為世界強國為目標。19世紀90年代至20世紀，越來越多的人支持後一種觀點。這種帝國主義不僅僅出於政治上的考慮，也有經濟、文化的多方面因素。經濟上，作為快速增長的工業國家，德國需要為工業產品找尋更多的市場和更便宜的原料來源地來與英國競爭。文化上，正如韋伯在1895年弗萊堡就職演說中提出的，德意志文化必須由世界舞台上強大的德意志民族國家來保護。尤其是與海軍建設計劃聯系起來之後，帝國主義更是成為德意志文化理所當然的選擇。

其次，必須注意到大國之間的結盟。德意志、奧地利和意大利的三國同盟在俾斯麥執政時期就已經發展起來了（德國和奧地利於1879年簽署協議，意大利於1882年加入）。法國、俄羅斯和英國的《三國協約》發展得更慢些。1891—1894年，法國和俄羅斯協商簽署了一份協議。英國與法國協商解決了埃及、摩洛哥和遠東地區的爭議，再加上1904—1905年沙皇俄國在日俄戰爭中戰敗，俄國的實力明顯衰落；1904年，英國開始加入同盟（1904年與法國簽約，1907年與俄國簽約）。這些聯盟並沒有固定下來，各國在特定事務上也傾向於爭取自身的利益。例如，1908—1909年，俄羅斯並沒有獲得英法的支持，共同反對奧地利吞並波斯尼亞（Bosnia）和黑塞哥維那（Herzogovina）的一些地區。但英法俄三國聯盟讓德國有種“被包圍的恐懼”。德意志人擔心被敵人的力量包圍，因此對德國來說，與奧地利的特殊關系就變得更為重要了。

聯盟的發展和第三個要點即軍備競賽緊密相關。當時人們普遍有種戰爭即將來臨的感覺，所有歐洲國家都陷入軍備競賽當中，為可能到來的戰爭作準備。最典型的就是德國的海軍擴充。俄羅斯也在忙著修鐵路，加快運輸部隊的速度，同時生產武器。其他歐洲國家也一樣。這不僅加劇了戰爭必然爆發的恐慌，更促進了對戰爭何時爆發的戰略思考，尤其是在德國。1912年12月8日召開的一次非正式的戰爭會議起到了關鍵作用（當時的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沒有出席）。德意志皇帝聲稱，戰爭的爆發“越快越好”，毛奇將軍也支持這一觀點，而蒂爾皮茨認為德國海軍至少需要18個月才能準備完畢。

需要注意的是，當時的德國宰相貝特曼·霍爾維格的態度十分溫和，他希望用和平的手段來鞏固德國在歐洲的地位。但鑒於帝國議會陷入了僵局，他的政府失去了民眾的支持，泛德意志聯盟和德國工業家中央聯盟（Centralverband deutscher Industrieller）等團體對政府施加了很大的壓力，宰相的溫和態度遭到了越來越多人的反對。再加上英國和俄國即將簽訂海軍協議，德國宰相的和平觀點逐漸失去了底氣。最後，貝特曼·霍爾維格不得不對歐洲東南部采取新的策略。這是他自身的弱勢和德國政治體系的癱瘓所造成的結果。

最後還有一個問題，那就是戰爭究竟是如何爆發的。許多危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1905年的第一次摩洛哥危機，除了德國和奧地利，幾乎所有歐洲大國最終選擇支持法國；六年後的第二次摩洛哥危機，德國和奧地利又被孤立。但問題最嚴重的卻是巴爾幹地區，這一地區地處歐洲的西南部，民族主義泛濫。當時德意志、奧地利和俄羅斯都與巴爾幹地區有利益關聯，俄羅斯和奧地利在衰敗的奧斯曼帝國中操縱著各種民族主義運動，而德意志則在經濟上滲透巴爾幹地區，投資銀行業和鐵路建設。早前，土耳其和奧地利在波斯尼亞和黑塞哥維亞的問題上起過爭端。1912—1913年，巴爾幹地區爆發了兩次戰爭，局勢變得非常不穩定，這也使得大英帝國將政策中心從殖民地轉向了歐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