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墳戶春秋何淑玉口述

時 間：1998年9月11日

地 點：北京市海澱區某中學宿舍

訪談者：定宜莊

在場者：張繼榮(何淑玉之女)

[訪談者按]何淑玉女士的家原是保福寺的墳戶。與上述肅王府墳戶白四不同的是，她家看的可能只是一般人家的墳。像這樣的墳戶，當年在北京也許比王府的“墳包衣”或稱“墳少爺”更多。

這篇訪談做於17年前，當時的保福寺還是公交車的一個站名，現在則成為北四環上一座立交橋的名字了。關於她家是墳戶的情況，我是從她女兒張繼榮口中聽說，也是因此才請張女士幫助安排與她交談的。但連我自己也未曾料到的是，這是我做得最辛苦的訪談之一。何女士雖然90多歲了，但頭腦清楚，反應敏捷，由於被劃為富農而在“文革”時挨過整，心有余悸，對於所有與她談及當年守墳生活的人，一律當成是來鬥爭她的革命群眾，無論她女兒怎樣一遍又一遍地向她宣講形勢、交代政策，都一概徒勞無功。這讓我在恍恍惚惚之間產生一種錯覺，仿佛真的回到了幾十年前，回到“文革”時下鄉去鬥爭地主富農的語境之中，那樣一盞昏昏暗暗的燈光，那樣一個咬死不松口的老人，還有那樣一個口幹舌燥並且愈來愈喪失自信的我——在那個酷熱的晚上，我和她的女兒、女婿三人，喝光了她家冰箱中所有的飲料。

在我做訪談的過程中，經常可見心有余悸的老人。而且心有余悸的程度之深之重，常常出乎我的意料，這成為我做訪談時經常遇到的障礙，何女士不過是比較極端的一例而已。

本想將這篇訪談稿割舍掉，但幾經猶豫，還是收入了，因為它雖然簡略，畢竟反映出了在其他諸篇訪談中都不曾見到的、與王府守墳戶不同的又一種生活狀態。何況還有她並不避諱的，關於她所嫁給的旗人家庭的生活。

1.反正沒房子沒地

定：您是哪年生人？

何淑玉(以下簡稱何)：1907年9月19(日)。

定：您父親的老家在哪兒您知道嗎？

何：我娘家姓何，六輩七輩了，一直在保福寺住著。我們是老戶了，在保福寺。我知道的就是我爺爺，還有我老祖，我爸爸他們那輩兒。種地吧反正是，給人家種地，納糧，我們家自個兒沒有地，房也沒有，給人家有錢人家看墳，那家人姓樓。他們家有錢，開當鋪，要不怎麽就雇我們家看墳了。樓家不是旗人。給他們看墳的就我們一家。

定：一直都是給他家看墳嗎？

何：看了幾年墳我說不好，我一記事就給他們看墳，我爺爺就給他們看墳，好幾輩了。都是給這家。他的地，大概其30畝吧，旱地。種老玉米，高粱，豆子，收成也不給他，也不給他錢，給點東西吧，就是要有白薯就給送點白薯就完了。關系都挺好的。待我們家好著呢。我們一大家子，算起來有30多口，自個兒沒房，都是看墳的這家給蓋的房，他看這房不成了，就給蓋了5間房。

我母親家姓孔，就在白家疃注73，也不是旗人。我都沒瞅見過我姥姥。我姥姥家就一個兒子是傻子，就是我有一個傻舅舅。我媽也是缺心眼兒，我媽40來歲就死了。我聽他們說過，我姥姥也不機靈。這個我記得。

定：您的姥爺是幹什麽的？

何：那就更不知道了，沒瞧見過。記不住了。我小時候沒念過書，在家什麽也不幹。家裏這點活兒，有我奶奶，有我姑姑，用不上我。我奶奶她們，我嬸，我倆姑姑做飯。我是我姑姑給弄大的，我媽什麽也不會，缺心眼兒。

定：您小時候日子不算太苦吧？

何：反正不挨餓。

何淑玉之女(以下簡稱女)：您是不是不敢說啊？“文化大革命”以後她有顧慮。她成分不好，富農。

定：他們不是給人看墳的嗎？那怎麽成了富農呀？

女：(問何)“文化大革命”時候沒有地怎麽定為富農啊？

何：我兄弟不為人……反正沒房子沒地。

……

定：您有幾個兄弟姐妹？

何：倆妹妹倆兄弟。倆妹妹都沒了，二妹妹是八十多了沒的。倆兄弟死了一個，這都分家了，我大兄弟分到大鐘寺，二兄弟還在保福寺。我的侄兒都有孩子了。

2.我們老頭子在旗

何：我老頭子名叫張培增。是我爸爸的妹妹家給介紹的，那會兒我也不懂得什麽，就知道他們家是鑲紅旗，在旗的，住在西直門裏頭，老地方了，罐兒後頭注74，老地名了。細事就不知道了。(對其女)你爺爺也不幹事，就關點兒米呀，關錢糧關米，什麽也不幹，上哪兒關去我說不好。

定：聽沒聽說過什麽馬甲呀，小甲呀什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