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科爾沁王公的子孫

—— 包義、包平、包安、方虹口述

清朝的北京城，尤其是它的內城，是一個主要以少數民族居民構成的城市。所謂的少數民族，除滿族王公和八旗官兵之外，還有回族與蒙古族。從崇文門往北直到北新橋，那一條條胡同以及胡同中的深宅大院，居住的主要角色，便以滿洲與蒙古為最多，他們才是“京味文化”的主要載體。我敢說，對於北京社會生活史，目前的研究之所以流於空泛，很大程度上就是因為對這個特定的非漢群體以及他們的生活方式沒有準確的定位和細致入微的探討所致。

有清一代，蒙古是滿洲統治者最親密、最可靠的盟友，蒙古諸部的向背是清朝統治能否穩固的關鍵，所以滿、蒙關系非同一般。清代生活在北京城的蒙古人，來源主要有三種：一是因清朝實行“滿蒙通婚”政策而來到京師並從此定居下來的蒙古“額駙”(“女婿”)與公主；二是八旗蒙古的官兵；三是因各種原因來到京師的蒙古王公貴族。這三種蒙古人中除了八旗蒙古之外，都屬於居住在宅門兒的王公貴族的後代。

這些蒙古人的祖先，身上帶著草原、大漠的鮮明性格，有著騎馬民族自己的語言、習俗與宗教信仰，他們是如何在北京這樣一個城市中一代又一代地生存下來的，他們的子孫對於自己的民族又有什麽樣的意識、記憶和表達，這是一個很少為研究者關心過的問題，因為研究北京史的學者，幾乎都忽略了京城還有這樣一個族群的存在。而事實上，自清朝到民國乃至如今，蒙古人在京城政治與宗教活動中一直發揮著自己獨特的、有時是不可或缺的影響。這個人群以及由他們構成的圈子，在京城文化中有著自己特有的色彩和聲音，正因為京城能夠包容像他們這樣來自各種地域與文化的族群，才構成了如此絢爛多姿的文化層次與生活樣式。

和敬公主府是京城中典型的、蒙古王公居住的宅門之一。它位於北京東城區張自忠路7號院，自從修建平安大道之後，它就從胡同深處脫穎而出，成為路北一座引人注目的古建築，現在院中又修建起一家賓館，我在裏面開過會，卻被禁止進入府內的主要部分，所以未得一睹它的芳顏。

和敬公主(1731—1792)是清乾隆皇帝第三女，系孝賢純皇後所生。乾隆十二年嫁蒙古科爾沁部輔國公色布騰巴勒珠爾。在蒙古諸部中，科爾沁部與清朝關系非同一般，用當時人的話來說就是“世為肺腑，與國休戚”，注320又稱：“科爾沁以列朝外戚，荷國厚恩，列內紮薩克二十四部首。有大征伐，必以兵從……”注321科爾沁部是最早與滿洲愛新覺羅皇室互通婚姻的蒙古部落，皇太極所立的五宮後妃都是蒙古王公貴族之女，其中有三位就出自科爾沁部，內中最有名的，就是如今被電視劇一演再演、一炒再炒的皇太極的莊妃，也就是順治帝的母親、康熙帝的祖母孝莊，到康熙朝的時候她已經是太皇太後了。

滿蒙聯姻作為清朝的一代國策，在爭取蒙古王公貴族為清朝效力方面，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為使遠嫁的公主安心留在蒙古，清廷制定了一系列的約束條例，最突出的就是凡下嫁外藩的公主必須離京。注322而和敬公主未遵此例，當與色布騰巴勒珠爾其家與清廷的特別深厚的姻親關系有關。色布騰巴勒珠爾9歲即入內廷隨諸皇子讀書，婚後一直與和敬公主居住於京城的公主府內。不僅如此，他們夫婦的後人從此也長住京師，再未返回科爾沁草原。從色布騰巴勒珠爾算起，到達賚貝子是第七代，他的兒子多爾吉，人稱多貝子，就是第八代了。多爾吉有四個子女，均姓包，分別以“儒、義、平、安”命名，包儒已經去世，我采訪的是包義、包平與包安三人。

對於和敬公主府自清以來的沿革興衰，馮其利先生有大作出版，作過精審的考證。注323至於這個家族與清朝的聯姻關系，我也曾撰專著作過論述。注324不擬再作重復。我在這裏關注的問題有二，一是這樣一個在清朝曾經十分顯赫的蒙古族家庭，他們的後裔是否還有蒙古族的民族意識和認同，他們身上究竟還留有多少蒙古人的本色。二是清朝衰亡百年來，這個北京的蒙古人家庭經歷過什麽樣的變遷，他們又是怎樣看待這些滄海桑田的變化的。對此，包家三兄妹的回答有頗多耐人尋味之處，從中可知，至少在清朝與民國時期，與其說他們被“漢化”，倒不如說被“滿化”更確切些。

包家兄妹四人中有三人在1949年前後走上革命的道路，在那個時代的那樣一個家庭，作為從舊中孕育出的“新”因素，也很具代表性。這是當時有機會上學讀書、能夠接觸到新思想的很多年輕人都會選擇的道路，與時代背景有關，與民族身份則基本無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