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當鋪劉”今昔 劉汝舟口述

“當鋪劉家”在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已經“閃亮登場”了，這是一個憑借為增崇家做買賣起家並致富的漢族商人家庭。

劉家再豪富，也算不上當時的“大宅門”，我將劉汝舟口述放在“宅門兒”中，是因為這樣的商人與當時的宅門兒有著無法割斷的互依互靠的關系。不了解這些商人和他們依傍宗室王公時的心態，對於宗室王公的生活以及社會關系的理解，也便會是不全面的。

清朝圈占北京內城，一度使內城成為旗人盤踞的大兵營，但這些不士、不農、不工、不商的八旗官兵，衣食住行不能不仰給於民間，也就不能阻擋那些從事商業、手工業的漢人入城的腳步。這些憑借與旗人做生意而得以進入京城的漢人，一旦立足就千方百計與當權的王公貴族官僚拉攏關系，並最終精心編織起一張復雜細密的關系網。與那家、增家不同的是，在這些商人的關系網中，“利”的因素占據著更大的比例。劉家與增家的關系就是如此，當然兩家對於這種關系的感受、評判並不相同，反映在口述中的心態也有明顯差異，這是只有兩相對比才能讀出興味來的。

東城既然是八旗王公貴族的大本營，能夠在東城買房安家的漢族商人均非等閑之輩，非有過得硬的勢力與財力不可，劉家如此，同仁堂樂家也同樣如此。與此同時，這些商人之間也相互通婚，劉先生所述他四姐與同仁堂樂家的婚姻就是一例。事實上，我之所以能夠找到劉先生，也是通過樂家人即樂曙青先生的引薦——因為他們是親戚。再回過頭說，同仁堂樂家子弟與內務府大員增崇家的少爺也多有交往，奎垣先生那位在華比銀行做事的六叔，當年就曾與華比銀行總經理柯鴻年的兩個少爺以及同仁堂樂家少爺樂元可，並稱為京城有名的“八大少”。

時 間：2001年2月23日(第一次)

2003年8月1日(第二次)

地 點：北京市華威西裏某居民樓

訪談者：定宜莊

在場者：郭松義注296、樂曙青、金玲

[訪談者按]在《北京滿族社會歷史調查報告》中，曾記錄察存耆的回憶，他說滿族的商業有的起源於“官當鋪”，由內務府主管，所屬各司，各錢糧衙門提出一部分公款各開當鋪，後來統歸內務府堂郎中管理。經理者看到當鋪有利可圖，便暗中和外部漢商發生了聯系。他對此事如此地了如指掌，可能因為他的祖上就是這樣與“外部漢商”發生的關系。

奎垣先生的口述中多次提到的劉家，就是這樣的漢族商人。察先生只記得他們後來為察家開當鋪的一段，而劉家的後人劉汝舟先生對自己的家史，無疑了解得就更為具體。他們靠著為增家做生意發家致富，成為恒和錢莊的創始人。舊時老北京形容時髦闊人形象，有順口溜曰：“頭戴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蹬內聯升，腰纏四大恒”，這四大恒，指的是當年京師資本最為雄厚的四大錢莊即恒和、恒源、恒興與恒利，劉家的恒和號，就是其中之一。清人崇彝《道鹹以來朝野雜記》記：“當年京師錢莊，首稱四恒號，始於乾、嘉之際，皆浙東商人寧紹人居多，集股開設者……凡官府往來存款，及九城富戶顯宦放款，多倚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頗受損傷……恒和號專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業後，因之受累者極眾，從此各宅第漸形凋敝。”注297恒和歇業之後，劉家改頭換面，又以“當鋪劉家”著稱，赫赫揚揚直到北京解放。

這些漢族商人與王府官僚之家攀親結黨，成為官僚貴族社會網絡中的一部分，已是清亡之後的新現象了，在此之前，王公貴族們當然是不屑與商人為伍的，盡管他們從來都離不開那些圍繞在他們身邊、以他們為生的商人們。對此，作為舊官僚後代的奎垣先生，與作為大商人後代的劉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場帶著不同的感情做了不同的描述，如能相互參照對比著看，對於當時這兩種人不同的心理，會有比單看一方要具體生動得多的感受。

屬於“當鋪劉”掌管的“萬慶當鋪”，位於南鑼鼓巷3號，距秦老胡同咫尺之遙。墻上還保留有“工業學大慶，農業學大寨，全國人民學解放軍”的歷史遺痕(定宜莊攝於2006年)

劉汝舟先生自己寫過回憶錄，名曰《劉氏家族興衰史》，他說他想要說的話都已寫在裏面，但從我的訪談可見，口述與自述其實相差很遠，存在這一差距的關鍵，是口述時被訪者與訪談者之間的互動。訪談者自然會根據自己感興趣或者認為重要的話題深入下去，這是自述無法做到的。劉先生的自述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家族的發家史，二是對家庭成員各自經歷的回憶，三是當年與當鋪相關案件的內幕。即以第一部分來說，劉家的發家，離不開當年內務府大員的資助，這些買賣人與清代王公大臣的關系包括日後形成的社會圈、婚姻圈是我最感興趣，也是對研究當時歷史頗有裨益的內容，在劉先生的自述中卻語焉不詳，口述恰好可以彌補這一缺陷。當然，自述也有其長處，作者落筆必然會字斟句酌，乃至查閱相關資料，口述則多少要隨意些。因此自述對具體事件的記載，一般比口述要準確。為此，我將劉汝舟自述中的部分內容放在訪談後面，以與口述對照並修訂其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