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韻外之致（第6/6頁）

蘇詞則更為含蓄而深沉地表現了它：“世路無窮，勞生有限，似此區區長鮮歡。微吟罷，憑征鞍無語，往事千端”；“世事一場大夢，人生幾度淒涼，夜來風雨已鳴廊，看取眉頭鬢上”；“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揀盡寒枝不肯棲，寂寞沙洲冷”;“料峭春寒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去，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夜飲東坡醒復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常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余生”……。

宋人筆記中傳說，蘇作了上面所引的最後那首小詞後，“掛冠服江邊，拏舟長嘯去矣。郡守徐君猷聞之驚且懼，以為州失罪人，急命駕往謁，則子瞻鼻鼾如雷，猶未興也”（《石林避暑錄話》），正睡大覺哩，根本沒去“江海寄余生”。本來，又何必那樣呢，因為根本逃不掉這個人世大羅網。也許，只有在佛學禪宗中，勉強尋得一些安慰和解脫吧。正是這種對整體人生的空幻、悔悟、淡漠感，求超脫而未能，欲排遣反戲謔，使蘇軾奉儒家而出入佛老，談世事而頗作玄思，嬉笑怒罵，皆成文章，這裏沒有屈原、阮籍的憂憤，沒有李白、杜甫的豪誠，不似白居易的明朗，不似柳宗元的孤峭，當然更不像韓愈那樣盛氣淩人不可一世。蘇軾在美學上追求的是一種樸質無華、平淡自然的情趣韻味，一種退避社會、厭棄世間的人生理想和生活態度，反對矯揉造作和裝飾雕琢，並把這一切提到某種透徹了悟的哲理高度……。無怪乎在古今詩人中，就只有陶潛最合蘇軾的標準了。只有“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此中有真味，欲辨已忘言”的陶淵明，才是蘇軾所願頂禮膜拜的對象。終唐之世，陶詩並不顯赫，甚至也未遭李、杜重視。直到蘇軾這裏，才被擡高到獨一無二的地步。並從此之後，地位便基本鞏固下來了。蘇軾發現了陶詩在極平淡樸質的形象意境中，所表達出來的美，把它看作是人生的真諦，藝術的極峰。千年以來，陶詩就一直以這種蘇化的面目流傳著。

蘇軾有一篇散文《方山子傳》，其中說：

方山子……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山中人莫識也。……然方山子世有勛閥，當得官，使從事於其間，今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有田，歲得帛千匹，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徉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歟？

這也許就是蘇軾的理想化了的人格標本吧。總之，不要富貴，不合流俗，在當時“太平盛世”，蘇軾卻憧憬這種任俠居山，棄冠服仕進的“異人”，不也如同他的詩詞一樣，表達著一種獨特的人生態度麽？

“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印爪，鴻飛那復計東西……”，蘇軾傳達的就是這種攜帶某種禪意玄思的人生偶然的感喟。盡管蘇軾不斷地進行自我安慰，時時現出一付隨遇而安的“樂觀”情緒，“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鬢微霜，又何妨”……，但與陶淵明、白居易等人畢竟不同，其中總深深地埋藏著某種要求徹底解脫的出世意念。無怪乎具有同樣敏銳眼光的朱熹最不滿意蘇軾了，他寧肯贊揚王安石，也決不喜歡蘇東坡。王船山也是如此。其實，他們都是清晰地感受到蘇軾這一套對當時封建社會秩序是具有潛在的破壞性的因素和作用的。蘇東坡生得太早，他沒法做封建社會的否定者，但他的這種美學理想和審美趣味，卻對從元畫、元曲到明中葉以來的浪漫主義思潮起了重要的先驅作用。直到曹雪芹的“淒涼之霧遍布華林”，更是這一因素在新時代條件下的成果。（見本書第十章）蘇軾在後期封建美學上的深遠的典型意義，其實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