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盛唐之音

（一）青春、李白

唐代歷史揭開了中國古代最為燦爛奪目的篇章。結束了數百年的分裂和內戰，在從中原到塞北普遍施行均田制的基礎上，李唐帝國在政治、財政、軍事上都非常強盛。並且，隨著經濟的發展，南北朝那種農奴式的人身依附逐漸松弛，經由中唐走向消失。與此相應，出現了一系列新的情況和因素。“山東之人質故尚婚婭”，“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關中之人雄故尚冠冕”，“代北之人武故尚貴戚”。(《新唐書·柳沖傳》）以楊隋和李唐為首的關中門閥取得了全國政權，使得“重冠冕”(官階爵祿）壓倒了“重婚婭”（強調婚姻關系的漢魏北朝舊門閥）、“重人物”（東晉南朝門閥以風格品評標榜相尚）、“重貴戚”（入主中原的原少數民族重血緣關系）等更典型的傳統勢力和觀念。“仕”與“婚”同成為有唐一代士人的兩大重要課題（陳寅恪說），某種“告身”實即官階爵祿在日益替代閥閱身份，成為唐代社會視為最尚榮譽所在。社會風尚在逐漸變化。

這與社會政治上實際力量的消長聯在一起。名氣極大的南朝大門閥勢力如王、謝，在齊梁即已腐朽沒落；頑固的北朝大門閥勢力如崔、盧，一開始在初唐就被皇室壓制。而以皇室為中心的關中門閥，又接著被武則天所著意打擊摧殘。與此相映對的是，非門閥士族即世俗地主階級的勢力在上升和擴大。如果說，李世民昭陵陪葬墓的大墓群中，被賜姓李的功臣占居了比真正皇族還要顯赫的位置規模，預告了活人世界將有重大變化的話；那末，緊接著高宗、武後大搞“南選”，確立科舉，大批不用賜姓的進士們，由考試而做官，參預和掌握各級政權，就在現實秩序中突破了門閥世冑的壟斷。不必再像數百年前左思無可奈何地慨嘆，“郁郁澗底松，離離山上苗，以彼徑寸莖，蔭此百尺條。”一條充滿希望前景的新道路在向更廣大的地主階級知識分子開放，等待著他們去開拓。

這條道路首先似乎是邊塞軍功。“寧為百夫長，勝作一書生”。（駱賓王）從高門到寒士，從上層到市井，在初唐東征西討、大破突厥、戰敗吐蕃、招安回紇的“天可汗”（太宗）時代裏，一種為國立功的榮譽感和英雄主義彌漫在社會氛圍中。文人也出入邊塞，習武知兵。初、盛唐的著名詩人們很少沒有親歷過大漠苦寒、兵刀弓馬的生涯。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的文武全才、生活浪漫的巨人們相似，直到玄宗時的李白，猶然是“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遍幹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上韓荊州書》)一副強橫亂闖甚至可以帶點無賴氣的豪邁風度，仍躍然紙上，這決不是宋代以後那種文弱書生或謙謙君子。

對外是開疆拓土軍威四震，國內則是相對的安定和統一。一方面，南北文化交流溶合，使漢魏舊學（北朝）與齊梁新聲(南朝）相互取長補短，推陳出新；另方面，中外貿易交通發達，“絲綢之路”引進來的不只是“胡商”會集，而且也帶來了異國的禮俗、服裝、音樂、美術以至各種宗教。“胡酒”“胡姬”“胡帽”“胡樂”……，是盛極一時的長安風尚。這是空前的古今中外的大交流大溶合。無所畏懼無所顧忌地引進和吸取，無所束縛無所留戀地創造和革新，打破框框，突破傳統，這就是產生文藝上所謂“盛唐之音”的社會氛圍和思想基礎。如果說，西漢是宮廷皇室的藝術，以鋪張陳述人的外在活動和對環境的征服為特征（見第四章），魏晉六朝是門閥貴族的藝術，以轉向人的內心、性格和思辨為特征（第五章），那麽唐代也許恰似這兩者統一的向上一環：既不純是外在事物、人物活動的誇張描繪，也不只是內在心靈、思辨、哲理的追求，而是對有血有肉的人間現實的肯定和感受，憧憬和執著。一種豐滿的、具有青春活力的熱情和想象，滲透在盛唐文藝之中。即使是享樂、頹喪、憂郁、悲傷，也仍然閃爍著青春、自由和歡樂。這就是盛唐藝術，它的典型代表，就是唐詩。

昔人論唐宋詩區別者，夥矣。自《滄浪詩話》提出“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詩分唐宋，唐又分初盛中晚以來，贊成反對者爭辯不休。今人錢锺書教授《談藝錄》曾概述各種論斷，而認為，“詩分唐宋乃風格性分之殊，非朝代之別”，指出“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夫人稟性，各有偏至，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這說法是有道理的，唐宋詩確乎是兩種風貌與不同性格。包括唐宋在內的歷代詩人都可以各有所偏各有所好，不僅唐人可以有宋調，宋人可發唐音，而且有時也很難嚴格區劃。但是，這兩種風格、性貌所以分稱唐宋兩體，不又正由於它們各是自己時代的產兒嗎？“風格性分之殊”，其基礎仍在於社會時代之別。少喜唐音，老趨宋調，這種個人心緒愛好隨時間遷移的變異，倒恰好象征式地復現著中國後期封建社會和它的主角世俗地主階級及其知識分子由少壯而衰老，由朝氣蓬勃、縱恣生活到滿足頹唐、退避現實的歷史行程。唐詩之初盛中晚又恰好具體形象地展現了這一行程中的若幹重要環節和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