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韻外之致

（一）中唐文藝

如前面兩章所陸續點出，中唐是中國封建社會由前期到後期的轉折。它以兩稅法的國家財政改革為法律標志，世俗地主(即庶族非身份性的地主)取代門閥地主，日益占居主要地位。這一社會變化由趙宋政權確定了下來。“太祖勒石，鎖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讀，其戒有三：一保全柴氏子孫，二不殺士大夫，三不加農田之賦……。終宋之世，文臣無歐刀之辟。”（王夫之《宋論》）已不再是魏晉六朝時代那種門閥爭奪，皇帝不再只是某些對抗爭奪的少數幾個門閥貴族的意志代表，而成為全國地主階級各個階層的政權中心，代表著整個地主階級的利益。不再是蕭衍時代“我自應天從人，何予天下士大夫事”，改朝換代、誰當皇帝對社會甚至士大夫們沒有太大關系（北朝、武唐同此）；雖說是“天下興亡，匹夫有責”，名位尊號卻仍看得十分嚴重，從宋濮議之爭到明移宮之案，士大夫可以為皇家事務堅持爭論得不亦樂乎。這裏所謂“匹夫”，字面上似乎說是指全體人民，其真實的階級含義是指所有沒做官的地主階級的成員。有人做過統計，唐代宰相絕大部分仍出自門閥士族。宋代則恰好相反，“白衣卿相”日漸增多。唐代風習仍以炫耀門戶、標榜閥閱為榮（窮愁如杜甫，仍誇乃祖閥閱；開明如唐太宗，仍喜窮人門戶）；宋代則不大突出了。有宋一代整個地主士大夫知識分子的境況有了很大的提高，文臣學士、墨客騷人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優越地位。宋代文官多，官俸高，大臣傲，賞賜重。重文輕武，提倡文化。自宮廷（皇帝本人）到市井，整個時代風尚社會氛圍與前期封建制度大有變化。

而這一切，首先是從中唐開其始端的。

安史之亂後，唐代社會並未走下坡，就在藩鎮割據、兵禍未斷的情況下，由於上述新的生產關系的擴展改進，生產力在進一步發展，整個社會經濟仍然處在繁榮昌盛的階段。劉晏理財使江南富庶直抵關中，楊炎改稅使國庫收入大有增益。中唐社會的上層風尚因之日趨奢華、安閑和享樂，“長安風俗，自貞元(德宗年號）侈於遊宴，其後或侈於書法圖畫，或侈於博奕，或侈於蔔祝，或侈於服食。”“京城貴遊尚牡丹三十余年矣，春暮車馬若狂，以不耽玩為恥。”（李肇：《國史補》）淺斟低唱、車馬宴遊日益取代了兵車弓刀的邊塞生涯，連衣服時尚也來了個變化。“外人不見見應笑，天寶末年時勢裝，”(白居易）寬袖長袍代替了天寶時的窄袖緊身……所有這些與眾多知識分子通由考試進入或造成一個新的社會上層有關。“唐代科舉之盛，肇於高宗之時，成於玄宗之代，而極於德宗之世。”（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第2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自大中皇帝（唐宣宗）好儒術，特重科第，故進士自此尤盛，曠古無儔。仆馬豪華，宴遊崇侈。”（孫棨：《北裏志》）這時，與高玄之間即初盛唐時那種沖破傳統的反叛氛圍和開拓者們的高傲骨氣大不一樣，這些人數日多的書生進士帶著他們所擅長的華美文詞、聰敏機對，已日益沉浸在繁華都市的聲色歌樂、舞文弄墨之中。這裏已沒有邊塞軍功的向往，而只有仆馬詞章的較量；這裏已沒有“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的縱聲怒吼，而只有“至於貞元末，風流恣綺靡”（杜牧）的華麗舒適。然而，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出現了文壇藝苑的百花齊放。它不像盛唐之音那麽雄豪剛健、光芒耀眼，卻更為五顏六色，多彩多姿。各種風格、思想、情感、流派競顯神通，齊頭並進。所以，真正展開文藝的燦爛圖景，普遍達到詩、書、畫各藝術部門高度成就的，並不是盛唐，而毋寧是中晚唐。

就詩說，這裏有大歷十才子，有韋應物，有柳宗元，有韓愈，有李賀，有白居易、元稹，有賈島、盧仝，緊接著有晚唐的李義山、杜牧，有溫庭筠、許渾。中國詩的個性特征到這時才充分發展起來。從漢魏古詩直到盛唐，除少數大家外，藝術個性並不十分明顯。經常可以看出時代之分（例如“建安風骨”，“正始之音”、“玄言”、“山水”），而較難見到個性之別（建安七子、二陸三張均大同小異）。盛唐有詩派（高岑、王孟），但個性仍不夠突出。直到中唐而後，個性才真正成熟地表露出來，（正如繪畫的個性直到明清才充分表露一樣，見本書第十章）。不再是千人一面，而是風格繁多，各有個性。正因為這樣，也才可能構成中唐之後異常豐富而多樣的文藝圖景：

大歷貞元中，則有韋蘇州之雅淡，劉隨州之閑曠，錢、郎之清贍，皇甫之沖秀，秦公緒之山林，李從一之台閣，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際，則有柳愚溪之超然復古，韓昌黎之博大其詞，張（籍）、王（建）樂府，得其故實，元、白序事，務在分明。與夫李賀、盧仝之鬼怪，孟郊、賈島之饑寒，此晚唐之變也，降而開成以後，則有杜牧之之豪縱，溫飛卿之綺靡，李義山之隱僻，許用晦之偶對…。(高棅:《唐詩品匯·總序》，按：高所謂“晚唐之變”實屬中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