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韻外之致（第2/6頁）

至於大歷之際，錢、郎遠師沈、宋，而苗、崔、盧、耿、吉、李諸家，亦皆本伯玉而祖黃初，詩道於是為極盛。韓、柳起於元和之間……元、白近於輕俗，王、張過於浮麗。（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元和而後，詩道浸晚，而人才故自橫絕一時。若昌黎之鴻偉，柳州之精工，夢得之雄奇，樂天之浩博，皆大家材具也。……東野之古，浪仙之律，長吉樂府，玉川歌行，其才具工力，故皆過人。……俊爽若牧之，藻綺若庭筠，精深若義山，整密若丁卯，皆晚唐錚錚者。（胡應麟：《詩藪》）

百花齊放，名家輩出。詩壇之盛確乎空前，散文也是如此。韓愈、柳宗元固然是後代景仰不已的“宗師”，然而當時更為知名和流行的，卻是元白。與他們的通俗性的詩歌一樣，白居易元稹的散文也曾萬口傳誦。這與興起於盛唐大盛於中唐的古文運動，當然是聯系在一起的（參看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但更有意思的是，與古文運動並行不悖，傳統的駢體四六這時同樣大放異彩，更為美麗（如李商隱等人），足見當日文壇也是百花齊放，各有風度的。

書法也是如此，這裏既是顏真卿的成熟期，又有柳公權的楷體，李陽冰的篆書…，都各有特征，影響久遠。

畫亦然。宗教畫迅速解體，人物、牛馬、花鳥、山水正是在中唐時期取得自己的獨立地位而迅速發展，出現了許多卓有成就的專門作品和藝術家。從韓幹到韓滉，從張萱到周昉，都說明盛（唐）中（唐）之交的這種重大轉折。像遊春、烹茶、憑欄、橫笛、攬鏡、吹簫……之類的繪畫題材，像《簪花仕女圖》[圖版41]刻意描繪的那些豐碩盛裝、采色柔麗、輕紗薄羅、露肩裸臂的青年貴族婦女，那麽富貴、悠閑、安樂、奢侈…，形象地再現了中唐社會上層的審美風尚和藝術趣味。如本書第六章所指出，現實世間生活以自己多樣化的真實，展現在、反映在文藝的面貌中，構成這個時代的藝術風神。

總起來說，除先秦外，中唐上與魏晉、下與明末是中國古代思想領域中三個比較開放和自由的時期，這三個時期又各有特點。以封建門閥貴族為基礎，魏晉帶著更多的哲理思辨色彩，理論創造和思想解放突出。明中葉主要是以市民文學和浪漫主義思潮標志著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的出現。從中唐到北宋則是世俗地主階級在整個文化思想領域內的多樣化地全面開拓和成熟，為後期封建社會打下鞏固基礎的時期。僅從藝術形式上說，如七律的成熟，詞的出現，散文文體的擴展，楷體書法的普及等等。如果沒有中唐的百花齊放的鞏固成果和燦爛收獲，恐怕就連這些形式也難以保存和流行下來。人們常常只講盛唐，或把盛唐拖延到中唐，其實從文藝發展史看，更為重要倒是承前啟後的中唐。

就美學風格說，它們也確乎與盛唐不同。這裏沒有李白、張旭那種天馬行空式的飛逸飄動，甚至也缺乏杜甫、顏真卿那種忠摯剛健的骨力氣勢，他們不乏瀟灑風流，卻總開始染上了一層薄薄的孤冷、傷感和憂郁，這是初盛唐所沒有的。韋應物的“世事茫茫難自料，春愁黯黯獨成眠”，柳宗元的“驚風亂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墻”，劉禹錫的“巴山楚水淒涼地，二十三年棄置身”，白居易的《長恨歌》、《琵琶行》，以及盧綸、錢起、賈島……，與盛唐比，完全是兩種風貌、韻味。比較起來，他們當然更接近杜甫。不僅在思想內容上，而且也在美學理想上，如規範的講求，意義的重視，格律的嚴肅，等等。杜甫在盛唐後期開創和樹立起來的新的審美觀念，即在特定形式和嚴格規範中去尋找、創造、表達美這一基本要求，經由中唐而承繼、鞏固和發展開來了。

（二）內在矛盾

也正是從中唐起，一個深刻的矛盾在醞釀。

如上篇所說，杜甫、顏真卿、韓愈這些為後期封建文藝定規立法的巨匠們，其審美理想中滲透了儒家的教義。他們要求在比較通俗和具有規範的形式裏，表達出富有現實內容的社會理想和政治倫理主張。這種以儒家教義作藝術基礎的美學觀念不只是韓、杜等人，而是一種時代階級的共同傾向。所以，盡管風格、趣味大不相同，卻貫穿著這同一的思潮脈絡。與韓愈對立的元白，同樣主張“文章合為時而發，歌詩合為事而作”(《與元九書》）。對元白不滿，風流瀟灑，“十年一覺揚州夢”的杜牧，也同樣力贊楚騷“言及君臣理亂，時有以激發人意”(《李長吉歌詩敘》）。他們與封建前期門閥士族對文藝的主張、觀念和理論是有差別的。鐘嶸《詩品》講的是“若乃春風春鳥、秋月秋蟬、夏雲暑雨、冬月祁寒，斯四候之感諸詩者也，嘉會寄詩以親，離群托詩以怨…”。《文心雕龍》講的是，“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並生…”“寫天地之輝光，曉生民之耳目”，都著重文藝作為對客觀事物（包括自然和人事）感發觸動的產品。韓愈“文起八代之衰”，白居易要回到“詩的六義”，一個說“晉宋以還，得者蓋寡”（白），一個說“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韓），都恰恰是要批判和取代自魏晉六朝到初盛唐的門閥士族的上述意識形態和文藝觀點，以回到兩漢的儒家經學時代去，把文藝與倫理政治的明確要求緊緊捆綁在一起。白居易把這一點說得再清楚不過了：“總而言之，為君為民為物為事而作，不為文而作也”，“其言質而徑，欲見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聞之者深戒也，其事核而實，使采之者傳信也。其體肆而順，可以播之樂章歌曲也”。這確乎是異常明確了，然而卻又是多麽狹隘啊！文藝竟然被規定為倫理政治的直接的實用工具，藝術自身的審美規律和形式規律被拋棄在一邊，這對文藝的發展當然沒有好處，遲早必然要走向它的反面。白居易的那些諷喻詩中有很大一部分作品就並不算寫得成功，在當時和後代傳誦得最為廣遠的，仍然是他的《長恨歌》之類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