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直視真相（第3/15頁）

這裏有一個不太顯眼的陷阱：在日語裏面，“取締規則”的意思是“管理規定”。日語裏面的“取締”兩個漢字，並非是“取締”的意思，而是“管理”的意思。例如，日本企業裏面的“取締役”是“董事長”的意思。不得不說，這是一個不小的誤解。

可是，當時在日本的許多清國留學生，吊兒郎當，日語學得並不精，他們直接把日語的“取締”理解成了漢語的“取締”，換言之，他們是把“管理”錯誤地理解成“開除”和“禁絕”。

這個新規定一出台，頓時在東京的清國留學生之中掀起了軒然大波。清國留學生紛紛扔下課本，蜂擁般沖上街頭，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罷課、遊行、示威、抗議活動，風風火火，沸沸揚揚。

其中，依據張篁溪在《1905年留日學生罷課運動始末》的記錄，以秋瑾為代表的部分清國留學生，鼓動全體清國留學生罷課回國，一些清國留學生更是組成了“糾察隊”，帶上棍棒武器，滿東京跑，看到清國留學生就威脅他們：“你回不回國？”說“不回國”的，立即被群起圍毆之。

但是，終歸還是有明白人。黃尊三《三十年日記》記錄了有一個清國留學生站出來說：“我們連那個所謂《取締規則》的原文都還沒有讀過，發什麽怒呢？我們是否應該先調查、研究，搞清楚之後，再反對也不遲呀！”

憤怒的留學生們當即這樣回應他：“不用查了，還有什麽好查的？！我們認為是這樣，就是這樣！”

而依據親歷者吳玉章的《辛亥革命》，鮮為人知的是：在這場留日學生的抗議回國潮中，汪精衛一派革命家，和秋瑾一派學生代表，立場是對立的。

汪精衛是不主張留日學生回國的。因為，汪精衛的上司——孫中山——擔心這批革命派的留日學生回國之後，會被清政府一網打盡。於是，孫中山讓汪精衛在東京辦了一個叫作“維持會”的組織，規勸留學生不要跟風回國，盡快回歸課堂，恢復學業。

與此同時，清國留學生胡瑛則成立了一個“聯合會”，公開和“維持會”叫板。“聯合會”私設法庭，對反對回國的汪精衛、胡漢民等一些革命黨人判處了死刑。當然，他們沒敢實際執行死刑，當時的日本已經是法治國家，隨便殺人可不行。

在這次罷課回國的風潮當中，先後一共有八千二百名清國留學生離日返國，日本《東京朝日新聞》1905年 12月 14日發表了這樣的社論：

“……要回去的，隨便他們回去，別讓他們在這裏無理取鬧，這種學生，就算我們有心培養他們，也是白費心機……”

在中國湖北這邊，湖廣總督張之洞對鬧事的學生進行了這樣的批評和指責：

“……蓋此次中國學生八千余人先後全行退學，實為革命黨所煽惑威逼，其中脅徒者十之八九，倡首滋事者不過十之一，特以亂黨兇頑過甚，良善不能與抗，欽使監督避禍不遑，無從理論，近日本學生種種逆謀真情畢露實堪發指……”

這篇文字可參《張文襄公全集》。

清國留日學生陳天華在細細耕讀了日本政府這個《規程》之後，發表了這樣的評論（收錄在楊源浚《陳天華殉國記》）：

“……規則之頒，其剝我自由，侵我主權，故不待言……（然而）此次規則，出於文部省，專言我國學務，且細觀條文，重在辦學方面，與前報迥乎不同……”

這時，同在日本的公共知識分子梁啟超，也認真地研讀了日本政府的這個所謂《取締規則》。讀完之後，梁啟超認為：“此規則利大於弊，與中國國家主權沒有關系，也並沒有侵犯我們中國人的地方。”相關文字收錄在《飲冰室合集·集外集》。

同在日本的章士釗讀完這個所謂《取締規則》之後，也評價道：“與我國國體毫無關系”、“留學生是誤解、胡鬧”。

不久，日本報紙又有評論員發表社論，認為清國留學生根本沒有認真理解，甚至根本沒有讀過日本政府這次出台的新《規程》，就蜂擁罷課鬧事，真是——“放縱卑劣”。

這裏，“放縱卑劣”四個字，對陳天華的刺激很大。

隔了沒幾天，陳天華跳海自殺了。

陳天華是不是為了抗議這次《取締清國留學生規則》而自殺？不是。因為陳天華的遺書，把自己的自殺動機寫得十分清楚。陳天華留下來的《遺書》（又名《絕命辭》），白紙黑字，是這樣寫的：

“……諸君而如念及鄙人也，則毋忘鄙人今日所言。但慎毋誤會其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