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第3/15頁）

類似的歷史主題，總會衍生類似的歷史問題，因而近代史在過去若幹年活躍，如果一定要尋找其動力，毫無疑問是時代對理論的需求，是人們期待從既往歷史經驗中尋找智慧。

近代中國走向世界，是從堅船利炮開始，是從物質建設開始，中國人在最初幾十年埋頭發展，確實取得了巨大成就，如果剔除意識形態因素，我們必須承認，1860—1894年這三十四年，使中國面貌發生了根本變化，一個傳統的農業文明正在裂變，一個全新的現代工業基礎正在形成，中國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思維方式都在變化。三十年，原本只是人類歷史的瞬間，但洋務運動帶給中國巨大變化，確是幾百年、幾千年所罕見。

洋務三十年高增長主要是因為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央政府合法利用資源、市場、價格等諸多方面壟斷，實現了超常規跨越。這是中國歷史的奇跡，也是中國人的創造，值得總結，值得珍惜。

跨越式發展，超常規增長，給中國帶來了巨大成功，也遺留無窮問題。如果我們不抱成見觀察19世紀70年代之後中國思想界關於發展，關於中體西用等問題的一系列討論，尤其是鄭觀應等一批來自實業界思想家的“盛世危言”，我們就應該相信那時的中國人並沒有躺在三十年跨越發展成就上不思進取，而是謀劃著一個可持續的發展方向、發展軌道。可惜，歷史沒有給那代人留下足夠時間，1894年一場局部的中日沖突，將先前三十年成就近乎一掃而光。

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中國進入維新時代，過去三十年管控過於嚴厲的社會得以釋放，新的社會階層得以發生，社會空間得以打開，維新、變法，成為中國人最樂於談論的問題。短短幾年，中國社會在變化，即便僅僅從經濟增長方面說，1895年之後的速度、質量，遠遠超過先前，過去幾十年無法建設的鐵路，無法開采的礦山，都因中國有了新思路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

再往後，經過1900年的義和團、1901年《辛醜條約》的強烈刺激，中國開始在政治改革上邁出重要一步。至1906年，中國終於步趨東西洋各國，走上立憲道路，試圖以君主立憲重構中國社會。應該說，這是中國自1840年不得不踏上現代化道路之後最重要的覺醒。

焦點：革命與改良

歷史學界對近代史的重新表達，是生活的恩賜，是時代的必然。西方歷史學者在談到歷史學的性質時有一句名言：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這句話曾經引起巨大爭議，以為歷史學不是科學，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其實，這句話的真實意思是，歷史學家之所以對這樣的而不是那樣的歷史問題感興趣，進行研究，是因為在他的生活中，在生命意識中意識到這個問題遠比那個問題更重要。這就是近代史學界2012年重述近代史，尋找近代中國發展主線的深層思想根源。

三十多年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的財富，三十年道路如果放在大歷史視角進行觀察，雖然與洋務三十年有根本性質不同，但憑借國家主義優勢，學習西方，埋頭發展等，還是有很多相似或相同處。這不是說改革開放刻意模仿了洋務新政，而是說這兩個歷史階段具有高度相似性。

相似的道路總在提醒人們注意歷史教訓，避免歷史悲劇重演，這是人類與其他生靈最不相同的本事。三十年洋務不僅沒有讓清朝順暢發展下去，恰恰就在洋務終結時，萌發了中國歷史上最嚴重的革命思潮、運動，這就是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

對於今天的中國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無疑具有正當性；但對於清朝來說，孫中山的中國革命畢竟是一種不該發生的悲劇。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紀念，2012年是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紀念。這兩個重要日子引起了知識界的關注，近代史學界也在過去幾年投入相當精力，組織一批很有意義的活動。

人們在討論清亡教訓時都注意到了革命與改良賽跑，都知道大清王朝之所以亡，主要就是因為其改革慢了一步或半步。

甲午戰後，中國並沒有在改革上猶豫、蹉跎，中國幾乎在沒有經過任何爭論的情形下輕松轉軌，放棄了先前畸形發展方略，以社會改革、政治改革、文化改革為主軸，引領中國步入一個全新的維新時代。從1895年起，短短三年時間，中國面貌大變，如果仔細考究湖南那三年的情形，就很容易同意這個判斷。

從1898年開始，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動蕩期，政治上是焦慮迫使領導層走上了激進主義軌道。欲速則不達。中國經過幾年蹉跎，直至1906年方才找到正確方向，以仿照日本君主立憲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根本出路。實事求是說，清廷的方案、道路，都是對的，所以當清廷宣布預備立憲後，孫中山領導的中國革命經過一個短暫高潮，立馬陷入困境。此後幾年，革命的機會越來越少，改革成功的幾率越來越大。到了1911年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黨在黃花崗孤注一擲，革命基本上到了尾聲，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已經可以遠遠看到勝利的曙光，一個古老的中國即將實現華麗轉身，在那個時代似乎已經沒有人懷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