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再給歷史把個脈（第4/15頁）

難點：怎樣剝離既得利益者

在過去幾年，近代史學界談論最多的是改良最終沒有跑贏革命，清廷主導的政治改革到了最關鍵時候，還是不期然驗證了孫中山、革命黨的預言：清廷主導的改革缺乏真誠，改革只是在糊弄人民。改革只是推遲了革命的爆發，但最終還是被革命超越。改革成了歷史，革命則在等待中迎來了機會。

研究者對於清末憲政改革的失敗不無惋惜，但究竟是什麽原因讓這場充滿希望的改革歸於失敗？

幾乎所有研究者都注意到了憲政進入落實階段的第一個舉措，清廷發布的第一屆責任內閣名單讓社會各界，特別是讓立憲黨人跌破了眼鏡，失去了信心。憲政本來就是在憲法框架下的權力分享，皇族、貴族在這個體制下如果還有功能的話，其實就是做一個模範的國民、合格的守法者、道德的示範者，此外，還可以是時尚引領者，唯獨不能做的，就是從事政治的優先權、違法的豁免權。這是憲政國家皇族、貴族必須遵守的規則。

然而，或許是因為中國立憲的步子走得太快了，或許因為新政治家的養成還有一段時間。總而言之，一個充滿希望的1911年春天，竟然因皇族內閣名單弄得灰蒙蒙。

十三個內閣成員竟有九個來自皇族或貴族，這是無論如何無法解釋的失誤。知錯改錯善莫大焉，假如朝廷在各地意見紛呈之際大膽糾正，像嚴復後來所說的那樣，將袁世凱的責任內閣提前幾個月，那麽，皇族內閣引發的政治風波不過就是一段故事。然而，遺憾的是，自5月至10月，即便到了湖北新軍，連同六個省的新軍揭竿而起進行抗議，清廷主政者依然不為所動，不願廢黜皇族內閣，改建真正意義上的責任內閣。直到中央軍——北洋六鎮——灤州發難，清廷方然醒悟，下詔罪己，宣布罷黜皇族內閣，任命袁世凱籌組新內閣。遲來的機會還是機會，這一個回合雖說讓朝廷在信譽上損失巨大，但總算在關鍵時刻僥幸過關。

研究者普遍注意到，袁世凱內閣建立，中國的憲政改革起死回生，機會重現。憲政剩下的唯一問題就是怎樣將不完全選舉的資政院改造成真正意義上的國會。

按照預備立憲規劃，資政院兩百名議員有一半來自各省咨議局，他們是經過嚴格選舉進入的。另有一半為欽定議員，他們由朝廷指定，分別來自實業、學界、皇族、貴族，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長官。實業、學界及各部院行政長官共五十二名交給各地重新選舉問題不大，出問題的還是宗室王公世爵、滿漢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覺羅四十多人。這些人當然都屬於大清江山的所有者，他們的祖上追隨愛新覺羅家族打天下，在過去兩百多年屬於真正的既得利益者。打天下坐天下，在家天下時代天經地義無可懷疑，但到了憲政時代，哪怕這個憲政是君主立憲，皇族和貴族都不便繼續享有家天下時代的老辦法。南北議和從10月到12月，所爭問題很多，但最根本的一條，就是皇族、貴族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何以自處，他們究竟應該對政治承擔怎樣的角色？

在立憲黨人看來，所謂立憲政治，就是將包括皇帝在內的權力放到籠子裏。在立憲框架裏，根本就不再有皇權之外的特權。然而在皇族、貴族看來，他們之所以斤斤於權力，並不在於權力，他們是要通過對權力的壟斷保證大清王朝不變色。

我們無法斷定皇族、貴族的真誠或虛偽，但我們知道，皇族、貴族的堅持，終於使君主立憲的希望越來越渺茫，不得已，立憲黨人、革命黨人、新軍將領達成妥協，終結帝制，轉向共和，以國體的變更消解君憲的壓力，既得利益者最終還是向隅而泣，成為歷史的陳跡，中國卻由此前進了一大步。

近代中國走過的路，為未來中國留下豐厚的思想遺產，隨著實踐演變，我們對近代中國的解讀一定越來越接近真相，一定越來越精彩。

大變革時代——緣起、動力及方向

1860年，中國在經歷了兩百年閉目塞聽、二十年兩次鴉片戰爭打擊後，痛定思痛，開始了向西方學習的歷程。僅僅用了三十年時間，中國就大致重建輝煌，恢復了中華帝國慣有威風。所謂“同光中興”，絕不是浪得虛名，而有實實在在業績作支撐：經濟總量世界第二，亞洲第一；軍事力量世界第六，亞洲第一。這都不是中國人自己瞎吹，而是外國人實實在在的研究。然而，讓中國人無論如何沒有預料到的是，一個偶然的局部沖突，竟然將三十年增長真相大起底，中國從此開始了一個新的政治周期，進入一個“大變革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