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八章 非洲和大洋洲 （1850～1945年）（第4/8頁）

這種穆斯林運動不會給非洲帶來任何根本性的新景致，因為狂熱的宗教兄弟會團體常常在宗教復興以前就轉變為對領土的征服，例如19世紀沙努西和馬赫迪運動就是如此。然而，基督教傳教士卻帶來很多新事物，如學校、醫院、非洲語言的文學和對西方文明的思想和技術基礎的基本認識等。基督教傳教士的活動規模在整個19世紀中穩定擴大。教會學校逐漸造就了一群新非洲人，他們接受了西方模式和思想的正規教育。這經常讓他們與任何傳統的生活方式相背離。因此，隨著西方教育模式的出現，傳統社會和政治結構的支柱崩潰了。

回顧非洲1978年以前的主要歷史，可以清楚地發現在20世紀後期受到西方模式教育的人注定要扮演重要角色。但是在1850年，甚至是1878年，歐洲教育對非洲的影響還不是很明顯。因為直到這時非洲本土政治體系像很多世紀以前一樣，控制著非洲大陸大部分地區。歐洲人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滲透仍然不太強烈，除了在最南端首先進入該地區的布爾人（荷蘭人）為了逃避英國在開普殖民地（1815年建立）的統治，而於19世紀30年代在奧蘭治河一帶與軍事力量占優的班圖部落發生了沖突。另外，如乍得湖附近具有上千年歷史的古老國家博爾努王國和突然興起的祖魯軍事專制王國（1817年建立[1]）等控制了大部分內陸地區。但是在一些居住條件好的地區沒有出現一些類似於國家的任何組織，這是由於家庭和村莊紐帶足以滿足居民的所有需要，並且沒有出現強大的外來者要求定期交稅。

到1914年，政治和經濟局勢發生了急劇的變化。除埃塞俄比亞以外，非洲當地的統治者和國家僅是作為外國帝國統治的一個代理人和附庸而存在，並且非洲大陸所有地區至少在表面上都沒有逃脫被並入到一個或另外一個國家結構中的命運。這些變化發生得如此之快，究其原因又在哪裏呢？

一方面是技術因素：工業革命使歐洲入侵者能夠克服從前一直阻礙文明的生活方式傳播到非洲的交通、通訊困難。位於剛果河口瀑布上遊的汽船能夠自由地上下航行。當汽船與繞過瀑布的鐵路相連時，新的運輸系統就使比利時資本家開發內陸地區豐富的銅礦的計劃變得可行了。沒有可通航的河流不再是問題，因為鐵路極大地降低了運輸成本。鐵路使歐洲人能夠到達南非的金礦和鉆石礦、肯尼亞的咖啡種植園，這些正是英國資本和殖民者積極著手開發的。

當對疾病的傳播進行了科學的研究之後，歐洲人可以采取措施避免蚊子和舌蠅的叮咬時，非洲疾病也不再那麽恐怖了。但是對非洲人整體而言，對瘧疾和昏睡病的任何有效的控制方法是在歐洲殖民機構建立之後才出現的，而大部分地區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才有。

然而，當所有值得考慮的因素都滿足於經濟和技術條件時，歐洲人開始對非洲的滲透所產生的最重要的變化，是對主要殖民國家的心理影響。傳教士的事業極其重要，由著名傳教士大衛·利文斯通所組織的受到良好宣傳的探險增強了英國在非洲傳教的興趣。從1849年到1873年利文斯通去世的時候，他為數百萬英國和美國人戲劇化地表現了在非洲探險的奇遇。他在非洲內陸失蹤和被非洲第二個探險者斯坦利（1904年逝世）所“發現”的事件通過報紙在整個歐洲產生了強烈的反響。但是斯坦利主要的興趣在於非洲的經濟潛力，而不是拯救靈魂，後來他在剛果的生涯體現了這一點。

實際上，歐洲人認為這兩種事業並不彼此沖突。相反，拓展貿易和宣揚基督教是密切相關的。西方文明的優點讓歐洲人會輕易地相信，自己有一種道德責任將非洲人納入文明的範圍之中，甚至可以使用武力。因此，上百萬懷有良好意圖的歐洲人和美國人成為狂熱的帝國主義者。因此，在臨近19世紀末的時候只要這些文明標準的持有者（傳教士、商人）無論在何時、何地陷入到當地統治者所帶來的麻煩之中，歐洲政府都更加樂意派遣士兵到世界各地去支持他們的傳教士和商人。

正是上述觀念的總和使歐洲突然出現在非洲內陸。並且，這一運動一旦開始，一個帝國政府向前推進的任何步驟，都會出於榮耀和競爭的原因而引起其他國家的競相效尤。很快隨著帝國擴張而湧現出了眾多的特殊利益群體，如希望獲得榮耀的並逃避軍營程式的軍官、有抱負的政治家、謀取暴富的資本家以及發現可以在國外比國內擁有仆人和更好生活的工程師、政府官員和技術人員等，所有這些因素及其他因素都推動了帝國的擴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