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 西方世界 （1914～1945）

被短暫而來之不易的和平時期所隔開的兩次世界大戰（1914～1918年和1939～1945年）就像一個巨大的高壓鍋一樣加速了歐洲和整個西方世界的變化。兩次世界大戰也將西方社會導向了原本不可能的方向。特別是在激烈的沖突下，為進行戰爭而動員人力和物力資源的障礙被排除了。隨著政府逐漸發現專門致力於實現特定目標的戰時“指令經濟”效果十分明顯，一種有意操縱人類社會的和平與戰爭的一系列可能性開始顯現。因此，各個政權如斯大林統治下的蘇聯、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和富蘭克林·D·羅斯福統治下的美國，都在根據這一計劃努力地重新引導人類和國家。第二次世界大戰再次認可了一種發現：像政府一樣，經濟和社會是人為創造的，並且如果大多數人被說服或被迫服從某個人的命令，根據一些人的命令執行，它們就可以被重新構建（至少在寬泛的局限性之內）。

在1815～1914年間，一種不同的思想和實踐界定了我們確切地稱之為歐洲和西方歷史的“資本主義時代”。美國和法國的革命與19世紀自由主義憲法的制定已經清晰地表明，政治體系不是通過自然或上帝賦予而是人創造的，並且如果大多數人有改變的意願，它就可以被改變。另一方面，19世紀的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都認為，社會和經濟是自然產生的，超出意識所能控制的範圍。他們認為，公共稅收、教育或其他的政府行為不會對由人類天性和不受個人感情影響的市場關系所界定的各種人類生活方式產生太大的影響。只有社會主義者預見到通過政府行為來大規模、有意識地重組經濟關系的可能性，但20世紀實際已經實現的狀態與社會主義者對革命後的社會期望似乎相差甚遠。

因此，第一次世界大戰對歐洲和西方歷史來說是異常重要的分水嶺。在戰爭的四年裏，交戰國政府盲目而不顧一切地探尋新的動員社會—經濟的有效方法。戰爭的影響削弱了階級和地區的差異，因此，到1918年不僅在俄國，而且在所有西方的主要工業國家中都顯現出了一種新穎的、後資本主義模式大眾社會的跡象。

人類的思想也被深深震動了。沒有人預想到工業化的戰爭持續了四年，並且充滿著血腥的殺戮。這足以讓人們輕易地否定早在1914年以前就遭到質疑的進步和理性的信念。但是能夠取代這種過時的18世紀對人類境遇的看法的信念很難達成一致。在20世紀前半期沒有出現公認的一致看法，盡管出現了新生的極端主義意識形態，如意大利法西斯主義和德國納粹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

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偶然爆發的。沒有哪個歐洲政府希望這是一場全面戰爭，另一方面，除意大利之外的主要歐洲國家，在面對敵人的外交挑釁時都傾向於戰爭而不是退縮。

將歐洲分裂為兩個敵對陣營的聯盟模式比起其他形式，讓雙方都顯得更加缺乏變通。冒離間聯盟危險的退縮者或許會得到進一步的挑釁。因此，德國支持奧匈帝國反對塞爾維亞，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塞爾維亞（或整個巴爾幹半島）對德國有利害關系，而是因為哈布斯堡王朝是德國唯一能夠指望幫助其抗衡協約國（英法俄）包圍威脅的盟國。基於同樣的考慮法國和俄國結盟。當法國的利益沒有被重點照顧時，它只能以證明自己是俄國一個忠實盟友的方式在之後的危機中支持俄國而反對德國。

歐洲卷入戰爭的第二個因素，是各支主要軍隊所制定的幾乎無法改變和控制的動員計劃。根據這些計劃，要從平民中征召數百萬的預備役軍人並配發制服和武器，然後以最快的速度運往邊界。荒謬的是，根據這一計劃，每一列火車都要小心使用，對計劃的任何調整都要付出沉重的代價。當每件事都很好地同其他事情協調時，中途的任何一個中斷都很容易造成混亂，而一旦混亂就會導致軍事失敗——這正是動員計劃所設法避免的。

因此，一旦俄國命令全面動員（而且他們“必須”這樣，因為他們比敵人需要更多時間將軍隊集結在邊界），奧匈帝國、法國和德國就會次第被觸發而迅速地發布動員令。這種自動性取代了政策，軍事領袖取代了文官領袖；動員計劃轉變為戰爭計劃，沒有誰真正決定這樣做，因為敵人的軍隊是“根據計劃”開始迅猛地開往邊界。

而這種預先精心安排的沿著邊界線夢遊般的軍事計劃並沒有持續很長時間。只有德國的“施裏芬”計劃經受了實踐檢驗。這個計劃要求德國將重兵集結在北部臨海，集中大部分兵力打擊法國。為了在之後能夠集中打擊東部的俄國，這就要求德國在戰爭開始的幾周內就要圍攻巴黎、擊敗法國。但是德國人認為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須通過比利時，因為被嚴守的法德邊界使得德國不能按計劃快速通過並取得勝利。而宣稱比利時永久獨立的1839年條約為此造成了不便。但在1914年這種已經顯得過時的“一紙空文”對於德國來說只是一個小小的障礙。另一方面，德國破壞比利時中立只不過是為英國政府介入戰爭反對德國提供了一個明確的借口而已。這也讓同德國和奧匈帝國有防禦同盟的意大利更容易地認為，自己無須承擔參戰的責任，因為德國和奧匈帝國並沒有遭到攻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