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七章 亞洲對工業主義和民主主義的反應 （1850～1945年）

隨著工業革命和民主革命的發生並且開始改變歐洲國家，為西方外交官、士兵、商人和傳教士所支配的軍事、經濟和知識力量取得了極大增長。當亞洲各個主要的文明都證明無法以傳統方式抵禦西方入侵者時，在1850～1860年這10年間開始了一個嚴重的危機時期。

標志著亞洲對西方防禦崩潰的公眾事件接連發生。首先是1850年發生在中國的太平天國起義。這是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起義領導者的部分思想是在同基督教傳教士的接觸過程中形成的。可以確定的是在太平天國起義中基督教因素往往隨著時間而消退，尤其突出的是當西方列強不再支持起義者反對清政府時。但是為了竭力撲滅這次歷時14年並影響大半個中國的起義，帝國的統治者就必須給予西方的武器裝備以及與這些致命的新式裝備相聯系的外交官、商人和傳教士比先前任何時候都更多的作用範圍。

在這種情況下，視外國人為附庸蠻夷的中國傳統成為一場徹底的鬧劇。在1839～1841年鴉片戰爭以後，西方冒險家蜂擁到了在條約中規定對外國人開放的港口。他們迫切希望通過向中國人銷售機器制品而賺取財富，並且斷然拒絕扮演儒家傳統為外國商人所規定的一種謙卑的角色。在中國人看來最糟糕的是：這些暴發的商人在與中國官方任何的爭吵中，他們的背後都有西方的槍炮和外交官的支持。這次打擊以極不道德和不公正的方式教育了中國人，但是在很長一段時間裏，他們都無法說服自己放棄儒家方式來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因此，直到20世紀中國仍然只能虛弱而無力地應付西方，最重要的不是其固有的國家實力和力量的局限，而是中國社會領導者和統治者不能放棄其祖先一直運轉良好的生活方式。

中國無力抵制西方壓迫，對日本人來說是一個現實的教材。由於日本海岸防禦無力阻止裝備良好的戰艦，從1638年就發揮作用的、嚴厲的閉關政策再也不能抵禦強大的西方海軍力量。很多日本人都堅定地承認中國在鴉片戰爭中蒙羞的事實。然而，大部分日本人的反應僅是對外國人強烈的反感。當1853年美國派遣由海軍準將佩裏指揮的四艘戰艦到達日本，並要求有權使用日本的港口用於通商和作為為航行於舊金山和上海之間的船只加裝煤炭的基地時，這種情緒變得極其激烈。德川幕府開始猶豫不決，之後接受了美國的條件（1854年）。這在愛國者中激起了強烈的反對，他們對幕府的領導者不滿，認為屈服於外國要求的日本政府是不可原諒的、軟弱的。很多反抗者寄希望於天皇，當再次反抗外國海軍的失利讓德川幕府進一步失去人們的信任時，天皇的權力通過明治維新（1868年）得到了實際恢復。但極具諷刺的是，以天皇名義推翻德川幕府的人一旦掌握政權，他們認為驅逐西方的唯一方法就是學習西方的技術和管理秘訣。甚至在1854年佩裏叩關之前就有很多日本人致力於這一事業，之後更是有越來越多的愛國的日本人開始系統地鉆研那些使西方國家強大的技術和知識。為了保衛國家，他們顯然要認真地改造國家。

沒有哪個民族對西方的優勢的反應像日本人做得那樣盡力和成功。三個龐大的穆斯林帝國——奧斯曼帝國、波斯帝國和莫臥兒帝國——尤其不成功。在克裏米亞戰爭（1854～1856年）中，奧斯曼土耳其與英國、法國並肩戰勝俄國，諷刺的是，土耳其付出的代價比早期敗於俄國時還要沉重。先前蘇丹雖然喪失了領土，但仍然掌握著統治權。但在克裏米亞戰爭期間及之後，土耳其政府認識到為了沿著自由主義、當然是西方的道路對傳統的奧斯曼制度進行“改革”，就必須遵從西方外交官的建議。蘇丹及其政府官員（不涉及帝國的穆斯林平民）有時能夠破壞這種令人厭惡的改革，但大部分情況下只是對這種變化感到不高興和抱怨，而這種變化似乎只是對帝國基督教臣民有利，並且經常違背伊斯蘭原則。由於帝國生存明顯依賴一個個歐洲大國的支持，這樣蘇丹就無法擺脫令人厭惡的西方幹涉。直到19世紀70年代，英國扮演著土耳其主要保護國的角色，之後（90年代），德國成為蘇丹尋求支持的首要保護國。

印度莫臥兒帝國的命運表明缺少外援的強大穆斯林國家將會發生什麽。當1857年在印度為英國服役的印度土兵得知土耳其戰勝俄國的消息後，在印度土兵中掀起大量的、反對他們外國雇主的起義。這些土兵（一些穆斯林和印度教徒）只是簡單地威脅將英國人驅趕到大海中，他們缺乏明確的政治目標，也沒有獲得印度普通大眾的支持。因此，英國能夠從本土派遣增援部隊並打敗起義者。之後，議會決定壓制作為英國政權在印度的合法機構——東印度公司，並且由倫敦內閣指定的總督進行直接統治。莫臥兒帝國也正式宣告滅亡。穆斯林在印度的統治權不復存在，大多數印度人隨即遭遇到英國的統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