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洪武年中諸大事（第5/7頁）

三、納諫與拒諫

《紀事本末》敘明祖開國規模，大約明祖能識大計，不待人言，早有定見，逮言者適與之合，有翕然水乳之合。此類事極多，《明史列傳》類敘頗有法，如陳遇等《傳》以純儒高識，導以不嗜殺人，薄斂任賢，為帝所敬禮，言無不用，而不敢強以官。薦遇者秦從龍，帝止聞從龍名，從龍居鎮江，帝遣徐達攻鎮江，即屬亟訪從龍。達訪得之，帝即遣從子文正、甥李文忠奉金綺造廬敦聘。從龍來薦遇，又發聘書，引伊、呂、諸葛為喻，尊遇至此。遇來，遂留參密議；從龍亦事無大小，悉與其謀，筆書漆簡，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二人始終敬禮，其所敷陳，無文字可見，但知為不嗜殺人及薄斂任賢等大指而已，蓋亦非敢以嚴酷之度一律待天下之賢。從龍死在太祖未即大位以前，常與世子親至其家，尊禮無匹；遇死於洪武十七年，太祖屢欲官之而不受，卒成其高，又何嘗敢以寰中士夫不為君用之罪相坐。蓋其有益於太祖者，在救民水火一切根本之計，其品駕乎劉基、宋濂等之上。惟劉基、宋濂、葉琛、章溢諸人，則原本儒術，而文武幹濟，亦有實見之事功。宋濂始終以文儒侍上及教太子，未與軍事，然劉基之傾倒於濂，在元代即視為天下之才，惟濂與己。蓋當時之第一流，實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之儒者，視事功乃其末節，太祖皆得而用之，開一代之太平者，其所取之人材固不同矣。《史傳》自一百三十五至一百三十七，數卷中皆見太祖之能容人善，崇信儒臣，絕非馬上治天下之氣度。至以綜核精密之才，佐定法令，足以圖治，其後或不得善終，則皆偏重於才，而德不足以稱之。若陳修、楊思義等《傳》附見多人，如開濟即以奸狡棄市，此亦可以見太祖之尊賢用才，輕重自有分際也。

以上所謂納其言而不待以諫名者，至其以諫自名，太祖之能納，亦自英爽不落常套，姑舉一事為例。《史·周觀政》、《歐陽韶傳》：“覲政以薦授九江教授，擢監察禦史，嘗監奉天門，有中使將女樂人，觀政止之，中使曰：‘有命。’觀政執不聽，中使慍而人，頃之，出報曰：‘禦史且休，女樂已罷不用。’觀政又拒曰：‘必面奉詔。’已而帝親出宮謂之曰：‘宮中音樂廢缺，欲使內家肄習耳，朕已悔之，禦史言是也。’左右無不驚異者。”

按此是何等氣象。明之奉天殿，即今太和殿，奉天門即太和門，以禦史監奉天門，立法之意，自是令其防止邪僻，觀政竟肯奉職，可見當時肯任官者，其抱負已不凡，帝竟納之，已奇，納之而聽禦史請，親出門邊面謝其過，此豈百世帝王所有？豈但帝王，抑豈稍有權勢者所肯為？清代自高宗以來，禦朝不登正殿，有終身未至太和殿者，宮禁深遠。一禦史叫呼於門前，傳命交刑部或誅戮之，則聲息可達，若既聽其言，而又從宮中親出以謝過。今試觀三殿之後，復隔乾清宮門，帝起居或竟在乾清宮，其出宮已甚遠，若近代帝王起居，更遠在離宮別館，乾清且為縱跡罕到之地。以太祖所為視之，真不在意計中矣。

又《歐陽韶傳》：“薦授監察禦史，有詔曰：‘命兩禦史侍班。’韶嘗侍直，帝乘怒將戮人，他禦史不敢言，韶趨跪殿廷下，倉卒不能措詞，急捧手加額呼曰：‘陛下不可！’帝察韶樸誠，從之。”

以上為帝納諫之一例。若其任性戮諫臣，則亦有之。如《葉伯巨傳》，伯巨以訓導應星變求言詔，為明初一大文字，全文載本傳，所言深以分封諸王土地太侈，恐為將來尾大不掉之禍。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間吾骨肉，速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迨燕王以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為有先見。又《李仕魯》、《陳汶輝傳》：“帝自踐祚後，頗好釋氏教，詔征東南戒德僧，數建法會於蔣山，應對稱旨者輒賜金襕袈裟衣，召人禁中，賜坐與講論。吳印、華克勤之屬，皆拔擢至大官，時時寄以耳目，由是其徙橫甚，讒毀大臣，舉朝莫敢言。惟仕魯與給事中陳汶輝相繼爭之，帝不聽。仕魯性剛介，由儒術起，方欲推明朱氏學，以辟佛自任，及言不見用，遽請於帝前曰：‘陛下深溺其教，無怪臣言之不人也，還陛下笏，乞賜骸骨歸田裏。’遂置笏於地。帝大怒，命武士淬搏之，立死階下。”汶輝亦“忤旨懼罪，投金水橋下死。仕魯與汶輝死數歲，帝漸知諸僧所為多不法，有詔清理釋、道二教雲”。又《王樸傳》：“性鯁直，數與帝辨是非，不肯屈。一日，遇事爭之強，帝怒命戮之，及市，召還，諭之曰：‘汝其改乎？’樸對曰：‘陛下不以臣為不肖，擢官禦史，奈何摧辱至此？使臣無罪，安得戮之；有罪，又安用生之？臣今日願速死耳。’帝大怒，趣命行刑，過史館，大呼曰：‘學士劉三吾志之，某年月日，皇帝殺無罪禦史樸也。’竟戮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