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節 明開國以後之制度（第4/12頁）

三年三月庚寅朔，詔免南畿、河南、山東、北平及浙江、江西廣信、饒州今年田租。是月戊戌，蠲徐州、邳州夏稅。

四年正月戊申，免山西、浙江被災田租。二月，免太平、鎮江、寧國田租。五月，免浙江、江西秋糧。八月甲午，免中都、揚州、淮安及泰、滁、無為等州田租。十一月，免河南、陜西被災田租。

是年十二月，漢中府知府費震坐事逮至京師。震，鄱陽人，以賢良征為吉水知州，有惠政，擢守漢中。歲兇多盜，震發倉粟十余萬石貸民，約以秋成收還，民聞皆來歸，鄰境民亦爭赴之。震令占宅自為保伍，籍之得數千家。上聞其事，曰：“此良吏也，宜釋之以為牧民者勸。”越二年，證實鈔局提舉，擢震任之。十一年，帝詔吏部曰：“資格為常流設耳，有才能者當不次用之。”超擢者九十五人，而拜震戶部侍郎，尋進尚書，奉命定丞相、禦史大夫歲祿之制，出為湖廣布政使，以老致仕。此從《明通鑒》及《震本傳》輯。明祖用人，以能勤民事者為標準，天下自然多循吏，而亂後之民得蘇息矣。

五年六月，振山東饑，免被災州縣田租。又自五月至七月，鳳翔、平涼二府雨雹，傷豆麥，詔免其稅。又蘇州府崇明縣水，詔以所報恐未盡，令悉免之。八月，免通州、海門縣被水田租。十月，免應天、太平、鎮江、寧國、廣德諸郡縣田租。

地方報災，不予駁查，反恐所報未盡，令免通縣之稅，民斯勸矣。此下太祖蠲賦在各地方者不概列，以省煩復。

洪武十三年五月甲午，雷震謹身殿。己亥，免天下田租。

按修德以消天變，古來政論如此。果能修德，自有益於民生，即恒以天變為警動而為之，仍盛德事也。漢文、景之世，恒有賜民數年田租之事。明祖當天下初定，已能如此，非自處於撙節以愛養天下，何以得之？

洪武十五年五月丙子，廣平府吏王允道言：“磁州產鐵，元時置官，歲收百余萬斤，請如舊。”帝曰：“朕聞王者使天下無遺賢，不聞無遺利。今軍器不乏，而民業已定，無益於國，且重擾民。”杖之，流嶺南。

明祖時時以言利為非帝王之體，至杖流言利者。就明代言之，萬歷間言利之細人蜂起，礦使四出，無礦而指為礦，以訛索破民之家，則與太祖開國之法意正相反。《食貨志》：“徐達下山東，近臣請開銀場。太祖謂：‘銀場之弊，利於官者少，損於民者多，不可開。’其後有請開陜州銀礦者，帝曰：‘土地所產，有時而窮，歲課成額，征銀無已，言利之臣，皆戕民之賊也。’臨淄丞乞發山海之藏，以通寶路。帝黜之。”此皆洪武年間之事。不害民即所以利國，深合中國聖賢遺訓。萬歷時盡反其所為，貨財積於宮中，民窮為亂，外患乘之，一代興亡之龜鑒如此。

二十年九月，戶部言：“天下稅課，視舊有虧，宜以洪武十八年所收為定額。”上曰：“商稅多寡，歲有不同，限以定額，豈不病民？”不許。

稅額按近年酌定，令必如額，尚非甚病民也，而明祖且不許。萬歷間，稅監四出，無稅者起稅，無所謂額，閹人橫行，有司稍計民命，即奏予重譴，下獄有至十余年者。前後相較，興亡之故了然。

二十七年三月庚戌，上諭工部曰：“人之常情，飽則忘饑，暖則忘寒。卒有不虞，將何以備？比年以來，時歲頗豐，然預防之計不可不早。其廣諭民間，如有隙地，種植桑棗，益以木棉，並授以種法，而蠲其稅。歲終具數以聞。”

按軍興時以食為急，種糯米恐其釀酒，則禁之。及是時歲豐食足，上年二十六年，已核墾田至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骎骎全國無棄土，乃於足食之外，計贍其衣被之需，及豐其制造農具之木植。明祖可謂盡心民事矣。且桑、棗、棉之田免稅，其余裕又足以惠民。此制直至清末，吾鄉田畝，尚有免賦之桑棗田，各鄉各圖皆有此種田額若幹，其實已不種桑棗。其鄉有公正之董事，以此為地方公產，否則為豪強所擅有之無糧田。蓋良法美意，日久間有廢弛，然其初時德意不可忘也。又蘇州最稱賦重，太倉舊本屬蘇，亦在重賦之列，清中葉以後，以地多產棉，遂援《賦役全書》中棉田免稅之例，請得蠲減。此皆沿舊時明制之惠。後來蠶絲為輸出之大宗，民間以種桑利厚，不拘桑棗地之免稅，雖仍納普通田稅，亦願種桑。至各縣之桑棗額田，今未知其存否矣。

是年八月乙亥，遣國子監生分行天下，督修水利。上諭工部曰：“湖堰陂塘，可蓄泄以備旱潦者，因地勢修之。”復諭諸生曰：“周時井田制行，有瀦防溝遂之法，故雖遇旱潦，民不為災。秦廢井田，溝洫之利盡壤，於是因川澤之勢，引水溉田而水利興，惟有司奉行不力，則民受其患。今遣爾等分行郡縣，毋妄興工役，毋掊克吾民。”尋給道裏費遣之。明年冬，河渠之役，各郡邑交奏，凡開塘堰四萬九百八十七處，河四千一百六十二處，陂渠堤岸五千四十八處。水利既興，田疇日辟，一時稱富庶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