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節 洪武年中諸大事

一、命相與廢相

太祖自下集慶後，自領江南行省平章與元帥府元帥，時猶以一官自處。元至正二十四年，太祖為吳王，始定官制，仿元制設中書省，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吳元年，至正二十七年。官制尚左，改善長為左，達為右。達方連年統兵，平漢平吳取中原，實不與省務。洪武元年，改相國為丞相，直至四年，皆由善長獨相。四年正月，善長致仕，以汪廣洋為右丞相，徐達以左丞相仍統軍，旋為大將軍西征，廣洋獨相。至六年，左遷廣東參政，而胡惟庸代之，惟庸獨相。至十年九月轉左，仍以汪廣洋為右丞相。至十二年十二月，以禦史中丞言劉基為惟庸毒死，帝問廣洋，對曰：“無有。”帝怒其朋欺，貶廣南，尋賜死。十三年正月，惟庸以謀反發覺，誅，遂罷中書省，定制不置丞相。明之有相，惟李善長、徐達、汪廣洋、胡惟庸四人任之，其理省事者實止善長、廣洋、惟庸三人。善長自太祖略地滁陽時迎謁，與語大悅，留掌書記，俱攻滁州，既下，即任參謀，預機務，主饋餉。太祖威名日甚，諸將來歸者，為太祖察其材，而布太祖款誠，並調護其齟齬。郭子興中流言，疑太祖，欲奪善長自輔，善長固謝弗往。太祖師行所克，取郡邑，善長預書榜禁戢士卒，民不知兵。軍機進退，賞罰章程，有所招納，則為書詞；自將征討，則命居守。定榷鹽、榷茶諸法，制錢法，開鐵冶，定魚稅，饒益國用，而民不困。又裁定律令，奏定官制，帥禮官定朝野禮儀制度。又監修《元史》，編《祖訓錄》、《大明集禮》。祭祀、封建、爵賞，事無巨細，悉委善長，與儒臣謀議之，為功臣第一，比之蕭何，為真宰相。富貴既極，帝稍厭其驕，以病致仕，恩禮尚隆，復以公主歸其子。洪武十年，與李文忠並命總中書省、大都督府、禦史台，同議軍國大事。十三年，胡惟庸伏誅，善長以與相厚，他坐黨死者眾，而善長以功大，免，又十年，卒誅之。廣洋依違無大建白。惟庸始以才當帝意，曲謹市寵，獨相數年，大為奸利。徐達、劉基均以為言，會基病，帝遣惟庸以醫往，遂以毒中之。與善長相結，以兄女妻其從子佑。善長耄年，竟以惟庸謀反牽染死，遂結千余年中書柄政之局。洪武間四大獄，連坐動至數萬人，惟庸獄最早發，延十余年，其獄始竟，不可不稍詳之。

洪武初，帝有厭李善長意，欲易相，《史·劉基傳》：“初，太祖以事責丞相李善長，基言善長勛舊，能調和諸將。太祖曰：‘是數欲害君，君乃為之地耶？吾行相君矣。’基頓首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為之，且立覆。’及善長罷，帝欲相楊憲，《明通鑒考異》以此文為史有誤，憲被誅在三年七月，善長罷相在四年正月，帝欲相憲，當在其前。谷氏《明紀事本末》以為劉基論相在二年十月。《基行狀》敘帝責善長、基論相，皆在元、二年間。憲素善基，基力言不可，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為權衡，而己無與者也。憲則不然。’帝問汪廣洋，曰：‘此褊淺殆甚於憲。’又問胡惟庸，曰：‘譬之駕，懼其憤轅也。’帝曰：‘吾之相，誠無逾先生。’基曰：‘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為之且孤上恩。天下何患無才，明主悉心求之，目前諸人，誠未見其可也。’後憲、廣洋、惟庸皆敗。”

《基傳》又雲：“明年，洪武四年賜歸老於鄉。基佐定天下，料事如神，性剛嫉惡，與物多忤。至是還隱山中，惟飲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見不得，微服為野人謁基，基方濯足，令從子引人茆舍，炊黍飯令。令告曰：‘某青田知縣也。’基驚起，稱民，謝去，終不復見。其韜跡如此，然究為惟庸所中。初，基言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南抵閩界，為鹽盜藪，方氏所由亂，請設巡檢司守之。奸民弗便也。會茗洋逃軍反，吏匿不以聞，基令長子璉奏其事，不先白中書省，胡惟庸方以左丞掌省事，挾前憾，使吏訐基，謂談洋有王氣，基圖為墓，民弗與，則請立巡檢逐民。帝雖不罪基，然頗為所動，遂奪基祿。基懼人謝，乃留京不敢歸。未幾，惟庸相，基大戚曰：‘使吾言不驗，蒼生福也。’憂憤疾作。八年三月，帝親制文賜之，遣使護歸，抵家疾篤，以天文書授子璉曰：‘亟上之，毋令後人習也。’又謂次子璟曰：‘夫為政寬猛如循環。當今之務，在修德省刑，祈天永命。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聯絡，我欲為遺表，惟庸在，無益也。惟庸敗後，上必思我，有所問，以是密奏之。’居一月而卒，年六十五。基在京病時，惟庸以醫來，飲其藥，有物積腹中如拳石。其後中丞塗節首惟庸逆謀，並謂其毒基致死雲。”子璉，字孟藻，有文行。洪武十年，授考功監丞，試監察禦史，出為江西參政。太祖常欲大用之，為惟庸黨所脅，墮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