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變”前後的四張面孔
我個人總是覺得，從來沒有什麽“偶然引發”的歷史事件。在我們所熟知的歷史事件背後，都有一些看似偶然的必然因素在推動。它們來自各個方向、各種人、各種意圖，但最終促進這件事件爆發的，往往就是這些背後的故事。
1
1931年，關東軍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的臉色，是得意的。
倒不是因為石原莞爾官運亨通——雖然他日後官拜日本陸軍中將，但在1931年，他的軍銜還只是中佐。
讓他得意的，是他的一個觀點在日本國內軍政界，得到了高度評價。
石原莞爾的觀點，是這樣的：代表東方的日本和代表西方的美國，未來難免會為爭奪世界霸權決一死戰。在此之前，日本最需要的就是奪取中國的東北——他們稱為滿洲——作為日後的擴張和補給基地。
說實話，這種“自己家裏沒有，就要強占人家”的強盜邏輯，在對中國一直虎視眈眈的日本，早已不算新鮮。但石原莞爾的老調重彈之所以受到追捧，還是和1931年的日本國情有關。
在“明治維新”之後，日本經歷了一段高速發展的時期，無論從哪個方面，這個彈丸之國，在當時確實走在了亞洲的最前面。
石原莞爾被有些人稱為日本軍國主義時期的“第一謀略家”。他堅持日本的“有限侵略論”，即占領滿洲即可，日本不應與中國全面開戰
但1929年從美國開始的世界經濟危機，讓日本嘗到了大苦頭——到了1931年，日本顯然已經撐不住了：這一年，日本的工業總產值比1929年下降了30%，對外貿易總額下降了近50%，國際收支出現巨額赤字，國內市場嚴重萎縮，中小企業大批破產，失業人口接近400萬。
這時候該怎麽辦？
美國選擇了羅斯福，開始了“羅斯福新政”，而日本選擇了另一條道路：大幅度提高軍費開支，開始扶植以三菱、川崎為代表的一大批企業轉向軍火制造，創造大量就業崗位，謀求高額利潤。
當然，軍事膨脹之後，是需要有“宣泄口”的。這個“宣泄口”，無疑就是中國。
石原莞爾的觀點，只是給原本就下定決心的日本人，再打一針雞血罷了。
2
1931年的9月18日晚，日本關東軍中尉河本末守的面色有些緊張。
但他可能不會意識到，自己接下來要做的事，將改變歷史。
河本末守隸屬日本關東軍獨立守備隊第二大隊第三中隊，是個隊副，但他的另一個身份，是爆破專家。
9月18日的那一天晚上，他帶著6名士兵，偷偷埋下了42包黃色炸藥。
42包炸藥，本來不足以讓歷史記住河本末守的名字，但他埋炸藥的地方，是中國沈陽的北大營西南800米左右的柳條湖——北大營，是當時中國東北軍的駐地。
這些炸藥，是埋在南滿鐵路的鐵軌下面的。
22點30分，42包炸藥被準時引爆。
這次爆炸，其實並沒有引起什麽損失，據說，爆炸之後20分鐘，一列列車還安然無恙地開了過去。
日本人在事後拿出的被炸的鐵路枕木等所謂“證據”
但這對日本關東軍來說，已經足夠了。
隨著爆炸聲，早就在4公裏外等候多時的川島正大尉——河本末守所在中隊的中隊長——下達了對北大營中國東北軍第七旅的攻擊命令。
23點46分，爆炸發生的1個多小時後，駐紮在沈陽的土肥原賢二給駐紮在旅順的日本關東軍司令部先後發了兩封電報。
第一封，說中國軍隊破壞了鐵路，襲擊了日本守備隊。
第二封，說中國軍隊和日本守備隊正在激戰中。
早已“等候多時”的日本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參謀長三宅光治、作戰主任參謀石原莞爾等立即拍板：迅速集結，懲罰中國軍隊，占領東北三省！
“九一八事變”，就這樣爆發了。
3
那一晚，東北少帥張學良的神情非常輕松。
這位東北軍的最高統帥，“九一八事變”的當晚，並不在東北。
張學良5月底因為重感冒，住進了北平的協和醫院。因為長期吸毒，少帥的身子骨總是比正常人恢復得要慢一些，到了9月初才痊愈。
那一晚，張學良帶著夫人於鳳至和趙四小姐，在北平的前門外中和戲院，觀看由梅蘭芳表演的京劇《宇宙鋒》。
其實不光是張學良。9月18日那一晚，東北邊防軍參謀長榮臻，在忙著給自己的父親做壽；黑龍江省主席兼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萬福麟也在北平，代管黑龍江的是他兒子；另一個副司令長官吉林省主席張作相，奔父喪回了錦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