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個“新時代女性”，真的要拿生命來換？（第4/6頁）
《新女性》畫面
蔡楚生便讓工作人員退場，他留下來默默陪伴著阮玲玉。兩個人慢慢聊起了天，才發現彼此有太多的共同語言：和阮玲玉一樣，蔡楚生也是從底層慢慢爬上來的——和當時大多海外留學歸來的導演不同，蔡楚生是從一個電影片場的義工一點點做起來的。
阮玲玉也向蔡楚生傾訴了自己的故事，包括張達民和唐季珊。她對蔡楚生說：“我多麽想成為一名新女性，能夠擺脫自己命運的新女性，但我太軟弱。”
蔡楚生也才知道，一個光彩照人的大明星背後，居然有那麽悲慘的故事。
那一夜聊天之後，兩人的關系明顯走近。
《新女性》上映後，由於是蔡楚生導演，阮玲玉主演，頗受矚目。但是因為影片中有一個小報記者的反面形象，所以電影受到了當時的“上海新聞記者公會”的抵制和攻擊，要求劇組在全國範圍內公開道歉，一些報紙甚至又開始詆毀阮玲玉。
情感和事業雙雙受挫，阮玲玉覺得自己走不下去了。這時候，她希望抓住自己的最後一根救命稻草——蔡楚生。她希望蔡楚生能帶她遠走高飛。
實事求是地說，阮玲玉多少有些一廂情願了。蔡楚生盡管仰慕她，但要他放棄辛辛苦苦拼搏來的電影事業，談何容易？更重要的是，蔡楚生在鄉下有一個原配夫人。
剛剛演完《新女性》的阮玲玉，預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經走到了盡頭。
7
1935年3月7日晚，阮玲玉、唐季珊參加了聯華電影公司的聚會。
席間，阮玲玉談笑風生，沒有任何異常表現——除了臨近席終，起身與在座的各位一一告別，並與所有的女演員熱情擁抱。
大家以為這是她有些喝多了，並不以為意。
回到新閘路那幢漂亮的小洋樓，在唐季珊獨自回臥室睡覺之後，阮玲玉對自己的母親說肚子餓了，想吃碗面。
母親做完面，阮玲玉端起面碗走進了臥室。
子夜一點多，阮玲玉寫好兩封遺書，將3瓶30粒安眠藥都倒進面碗，吃了下去。
據阮玲玉的母親回憶，阮玲玉服下安眠藥後沒多久，唐季珊就發現了。當時唐季珊就和阮母商量如何把阮玲玉送到醫院去。
當時上海市中心有很多醫療條件很好的教會醫院，服用安眠藥發現得早，只要處理得當，是可以救活的。但是唐季珊選擇了一個郊區的日本人開的福民醫院（阮玲玉1928年因為張達民服用安眠藥自殺過，就在那家日本醫院救活），因為那家日本醫院比較偏僻，沒有什麽人知道。唐季珊怕把阮玲玉送到大醫院，到時候鬧得沸沸揚揚。
唐季珊一路開車到福民醫院，發現福民醫院沒有值夜班的醫生，輾轉送到一家德國醫院，同樣沒有值班醫生。在清晨5點多，阮玲玉服藥已經4個多小時後，唐季珊又請來兩個私人醫生，私人醫生為阮玲玉洗胃後發現沒用，再送入蒲石路的中西療養院繼續洗胃，依然沒用。
在這個過程中，唐季珊知道可能要出事了，打電話叫來了聯華公司的老板黎民偉（香港影星黎姿的爺爺），黎民偉一路上拍下了許多照片。
送到中西療養院的時候，已經是上午10點，最佳的搶救時機已經過去了——阮玲玉甚至沒有像自己主演的《新女性》女主角韋明那樣，服用安眠藥後有過求生的機會。
1935年3月8日下午6時38分，阮玲玉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8
阮玲玉的死訊傳來，整個上海乃至全國嘩然。
大家首先想知道的是，阮玲玉的遺書到底寫了什麽。
一開始，唐季珊不肯拿出來，在外界催促了很久之後，他終於拿出了兩封遺書。
第一封，是說沒有任何對不住張達民的地方，每月給他一百元等等，最後結尾就是大家所熟知的那句：“哎，我一死何足惜，不過，還是怕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罷了。”
另一封是寫給唐季珊的，交代了要他贍養老母和代養養女（這兩點唐季珊後來都想盡辦法守信做到了），並在信中說對不起他，拖累了他。
不過，這兩封遺書一直受到質疑，大家懷疑是唐季珊捏造出來的。
不久之後，發行量只有1500份的《思明商學報》又出現了另兩封號稱是“阮玲玉真正的遺書”，說是唐季珊後來的新歡梁賽珍提供的（梁賽珍和梁賽珊姐妹在提供了遺書後就此人間蒸發）。
在那兩封遺書中，阮玲玉的語氣明顯要激烈很多。
寫給張達民的是：“達民：我已被你迫死的，哪個人肯相信呢？你不想想我和你分離後，每月又津貼你一百元嗎？你真無良心，現在我死了，你大概心滿意足啊！人們一定以為我畏罪？其實我何罪可畏，我不過很悔悟不應該做你們兩人的爭奪品，但是太遲了！不必哭啊！我不會活了！也不用悔改，因為事情已到了這種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