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大唐盛世的開放氣象（第2/3頁）

三彩胡人背猴騎駝俑   唐

唐太宗對於外來宗教這種開放、包容的政策植根於中國文化的深層哲學和信念。唐太宗在貞觀十二年七月為景教下了一道詔書，其中有句話很能體現中國的哲學精神，這句話就是“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眾生”。在中國古代哲學中，“道”就是生命創造，這是宇宙的根本。所以，外來的文化，只要有利於民生福利、人倫風化與社會安定，就符合“道”的要求，就應該得到容納，也就是唐太宗詔書中說的：“濟物利人，宜行天下。”正因為在中國傳統文化的觀念中，人的生命和宇宙的創化高於一切，正因為中國傳統文化強調“生生之德”，看重現實世界中人的生命和生活本身，所以在中國從來沒有出現過歐洲中世紀那種用殘酷的火刑迫害異端的宗教法庭，也沒有出現過歐洲那種大規模的宗教戰爭。像聶斯脫利派那樣被他們自己的教會判為“異端”，像摩尼教那樣在他們自己的國家受到迫害，但在大唐帝國卻都得到接納，聶斯脫利派還得到唐太宗的極高規格的接待。唐太宗並不要求他們接受中國本土宗教的教義和中國人的價值觀。正是中國傳統文化的“生”的哲學，生發出這種文化上的開放性和包容性。

唐   周昉   宮樂圖（宋摹本）

玄奘、義凈：學習異質文化的熱情

處於盛世的大唐帝國，不僅有寬廣的胸襟歡迎遠方來的朋友和容納外來的不同文化，而且還主動走出去學習、吸納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異質文化。玄奘大師和義凈大師先後赴印度取經，就是光輝的例子。

玄奘於公元627年8月出發去印度，公元645年回長安，前後17年，遊歷了當時的110多個國家，帶回了佛教經、律、論各類經典657部。當時唐太宗在洛陽，他命宰相房玄齡派右武侯大將軍莫陳實等官員迎接玄奘。很快唐太宗又在洛陽接見玄奘，長談十二三個小時。唐太宗請玄奘在弘福寺翻譯梵文經卷，還讓房玄齡、許敬宗挑選五十多位學識淵博的佛教徒幫他翻譯。玄奘的譯場規模龐大，他自任譯主，下面分證義、證文、書字、筆受、綴文、參譯、刊定、潤文、梵唄幾個部門：證義，是譯主的助手。證文，檢對梵文原文。書字，將梵文字音寫成中文。筆受，譯梵文字義為中文字義。綴文，整理譯文文句。參譯，校勘原文，將譯文回證原文。刊定，逐句、逐節、逐章刊定文體。潤文，潤飾譯文；梵唄，唱梵音以修正音韻。玄奘日以繼夜地工作，“三更暫眠，五更又起”，在19年中，翻譯佛經75部，達1335卷。玄奘還口述《大唐西域記》12卷（由他的弟子辯機筆錄），記載了他取經途中親歷和聽說的138個西域國家或城邦的地理、交通、氣候、物產、民族、語言、歷史、宗教、政治、經濟、文化、風俗等方面的情況。當代學者季羨林稱《大唐西域記》“是一部稀世奇書”，“早已成了研究印度歷史、哲學史、宗教史、文學史等等的瑰寶”。

三彩馬   唐

義凈生活的年代晚於玄奘。他“仰法顯之雅操，慕玄奘之高風”，從廣州出海，由海路經蘇門答臘等地赴印度取經，從公元671年到695年，前後24年，帶回梵本經、律、論400部。武則天親自到上東門外迎接，極其隆重。唐中宗在長安大薦福寺為義凈特設翻譯院，前後16年，共譯經56部，230卷。義凈翻譯院的參譯者共83人，其中有13位外國人，還有32位官員。官員中有11位宰相。如尚書左仆射韋巨源、右仆射蘇瓌、行太子少師唐休璟、太子少保兼揚州大都督韋溫等人充任“監譯”，守兵部尚書韋嗣立、守中書侍郎趙彥昭充任“翻經學士”。如此大規模和高規格的翻譯隊伍，在世界範圍也屬罕見。即此一端，也可充分顯示出大唐帝國吸收、包容外來文化的廣闊胸襟。

孔子說：“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在中國人看來，通過學習來打開視野，提升自我，這是最快樂的事。學習的對象，不僅包括本土的文化，還包括境外異質的文化。玄奘和義凈先後赴印度取經，一個17年，一個24年，表明中國人對於學習異質的文化有多麽高的熱情。

長安成為國際性的大都會

長安是當時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東西長近萬米，南北長8000多米，全城面積84平方公裏。城內有東西向大街14條，南北向大街11條，其中最寬的大街叫朱雀街，當時又叫天街，寬達155米。長安城內有百萬以上居民，比當時拜占庭帝國的君士坦丁堡（世界上第二大城）的人口還多出20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