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孫子兵法》：百代談兵之祖（第2/3頁）

第四，“不戰而屈人之兵”。

竹節形帶鉤   戰國

孫子談用兵，並不強調一開始就給敵方以大規模毀滅性的殺傷和打擊，相反，他認為這種大規模毀滅性的殺傷和打擊是最下策。他說：“夫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國”在這裏是指一個國家或中心城市，“軍”為1萬人編制，“旅”為500人編制，“卒”為100人編制，“伍”為5人編制。孫子的意思是說，戰爭的目的是為了取得勝利，並不是殺人越多越好，因此應該盡力避免對城市的破壞和對人的傷害。敵方的一個城市，你能完整地拿過來最好，敵方的軍隊，你能用最小的殺傷而取勝也最好。這就是全利原則。孫子反對無限使用暴力。唐代杜甫有詩：“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也是這個意思。所以孫子接下去說：“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為不得已。”就是說，老是靠打仗取得勝利，並不值得贊揚，能用政治、外交、心理以及各種威懾手段取得勝利，不戰而屈人之兵，才是最理想的。攻城是最下策，因為古代城市中有宗廟和祖墳，守城一方必然拼死抵抗，所以攻城所造成的人員的犧牲和財富的破壞必然極大。孫子的這些論述，包含了對於今天所謂整體戰爭的深刻理解。

山東臨沂銀雀山漢墓竹簡《孫子兵法》

利用對立因素造“勢”

《孫子兵法》蘊涵豐富的哲學思想，引起了越來越多的研究中國古代哲學的學者的重視。

戰爭中的形勢瞬息萬變，是世界上最有流動性的東西。孫子強調，用兵者要想取勝，必須善於把握這種變化的形勢。他說：“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孫子又強調，在戰爭中，特別要重視對立因素的相互轉化。他說：“亂生於治，怯生於勇，弱生於強。”“亂”和“治”、“怯”和“勇”、“弱”和“強”，這些對立的東西，並不是僵死不變的，而是活生生的，可以互相轉化的。在戰爭中，轉敗為勝，轉勝為敗，都是常見的事。所以孫子強調“智者之慮必雜於利害”，就是要用兵者從正反兩方面來考慮利害得失。他說：“途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這就是告誡用兵者，不要只看到有“利”的一面，還要看到有“害”的一面。這就是辯證法。他又說：“歸師勿遏，圍師必闕，窮寇勿迫。”這就是告誡用兵者，在戰爭中有些事情不要做過頭，不要做絕了，過了頭就會走向反面，所謂“物極必反”。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就是辯證法。

孫子對於戰爭中這種對立因素的轉化，不是靜止的分析，而是著眼於闡述如何創造條件，推動對立的因素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面轉化，也就是制造一種有利於自己的態勢。例如他說：“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所與戰者寡矣。”又說：“形人而我無形，則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而擊寡者，則吾之所戰者約矣。”這就是教導用兵者，要善於采用種種方法來分散敵人的兵力，使敵人由“眾”轉化為“寡”，而使自己由“寡”轉化為“眾”，形成“以眾擊寡”的態勢，用絕對優勢的兵力打擊分散薄弱的敵人，從而取得勝利。《孫子兵法》中充滿了這種利用對立因素來造“勢”的活生生的辯證法。例如孫子提出的“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後人發，先人至”、“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等策略，都是運用對立因素互相轉化的辯證思維，推動戰場上的整體態勢朝著有利於自己的方面轉化。這就是所謂“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致人，就是掌握戰場上的主動權，調動敵人就範。致於人，就是陷於被動，處處被敵方牽著鼻子走。

“慎戰”的警告

《孫子兵法》是一部兵學經典，它提出一整套在戰爭中取勝的戰略戰術，但是它並不鼓勵當政者好戰，相反，它一再警告當政者要“慎戰”。

《孫子兵法》一開頭就指出：“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就是說，戰爭是關系士兵和百姓生死以及國家存亡的大事，決不可輕易發動。在全書快結尾時，他又再一次重復這種警告：“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故明主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就是說，國君決不可因為一時動怒就發動戰爭，將帥也決不可因為心情不好就興兵打仗。一定要考慮國家整體利益。動怒了可以變為歡喜，心情不好也可以變好，但國家滅亡了就不可能再存在，人死了也不可能再復活。對此國君必須萬分慎重，將帥也必須萬分小心，這是保證國家、軍隊安全的大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