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九章 “思想革命”式的國民性改造之路（第2/4頁）

孫中山的接班人蔣介石則一直把中國的所有問題都歸因為西方侵略和異族統治，認為只要終結這兩種原因，中國人恢復固有美德，則很短時間內，中國就會仍然恢復成世界上最文明、最高尚的民族。

到了毛澤東時代，人們更是相信，推翻了腐朽的國民黨統治，又有了人類最先進的思想也就是馬列主義的指導，中國的一切都不同了。中國人相信在精神原子彈的照耀下，中國十幾年就可以超英趕美，再次成為世界的中心。

總而言之，鴉片戰爭後的中國人一直希望能找到某種最便捷的方式，“畢其功於一役”地解救中國的危機。

與此同時，中國人歷來有一種一元論思維傾向，喜歡把復雜的世相歸結為“小蔥拌豆腐”式的某種“終極真理”之下，認為找到“大本大元”之後，則一切復雜的問題都會“徹底解決”，迎刃而解。五四之後，種種西方思潮一股腦地湧入中國。絕大多數知識分子都試圖在其中找到一種“終極真理”。李大釗的話很有代表性：“恐怕必須有一個根本解決，才有把一個一個的具體問題都解決了的希望。”事實證明，以簡明果斷的語言解釋了宇宙一切現象的馬列主義，最適合中國人的思維方式。因此以陳獨秀、李大釗為代表的一部分知識分子迅速左轉。

魯迅告別了“國民性決定論”，但並沒有改變“一元化”“徹底解決”的思想傾向，因此與陳獨秀、李大釗發起的中國左傾運動接近，也自然在情理之中。左傾主義者主張通過階級鬥爭，對中國來一個“根本解決”，國民性自然也包括其中。李大釗在《我的馬克思主義觀》中引用馬列主義理論說：“人類社會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經濟的構造。”“現代經濟上、社會上發生了種種弊害，都是現在經濟組織不良的緣故，經濟組織一經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都跟著改造經濟改造。”“一切精神上的現象”自然也包括國民性問題。

然而胡適並不認同這種“根本解決”的思路。胡適是中國知識分子中十分罕見的克服了急切心理和一元化傾向的人。胡適的思想來源於杜威的實驗主義，他認為人類永遠不能掌握終極真理，任何一種“主義”都不可能絕對正確，“包醫百病，根本解決”。一個民族，一個文化共同體，它的問題是漫長的歷史中積累起來的，也是多方面的、綜合性的。希望引進一個什麽主義，一下子全部解決，是不現實的。他說：高談主義而不研究問題是“懶漢”現象，是“避難就易。研究問題是極困難的事，高談主義是極容易的事”。要改良社會，只能從具體問題入手，從文化和政治等多方向多管齊下，“一點一滴做到的進步”，“隨時隨地解決具體問題”，“具體的問題多解決了一個，便是社會的改造進一步”。

胡適強調暴力革命不能真正解決問題：“世界上兩個大革命，一個法國革命，一個俄國革命，表面上可算是根本解決了，然而骨子裏總逃不了那枝枝節節的具體問題；雖然快意一時，震動百世，而法國與俄國終不能不應付那一點一滴的問題。”因此“我們應該把平常對政治的大奢望暫時收起，只存一個‘得尺進尺，得寸進寸’的希望，然後可以冷靜地估量那現實的政治上的變遷。”

然而，在重重民族危機之下，在中國人的急於求成的心態之下，胡適這種平和、沉穩、理性的言論風格，遠沒有魯迅式的峻峭、嬉笑怒罵、痛快淋漓的言說方式吸引力大。推翻一切重來，似乎比改良痛快得多，容易得多。“當中國處於整體性危機的時代，人們渴望著對問題作整體性的解決。”“自由主義式的漸進解決問題的方式，不能夠適合當時許多人的心態。”胡適的思路後來被排斥於主流思潮之外，也自是情理之中。

梁啟超魯迅的“以思想革命塑造新人，在新人的基礎上建設新社會”的思路，到了新中國，才有可能成為現實。

毛澤東是近代以來批判中國國民性最尖銳、最痛切的人之一。青年時代的毛澤東曾在寫給朋友的書信中痛心疾首地說：“吾國思想與道德，可以偽而不真、虛而不實之兩言括之，五千年流傳到今，種根甚深，結蒂甚固，非有大力不易摧陷廓清。”“吾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夫思想主人之心，道德範人之行，二者不潔，遍地皆汙。”他的朋友回憶說，毛澤東認為，中國人最大的問題是奴隸性。“毛君潤芝雲，現在國民性惰，虛偽相崇，奴隸性成，思想狹隘。”“中國人沉郁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青年毛澤東也曾激烈批判中國社會缺乏組織性：“中國人生息了四千多年，不知幹什麽去了？一點沒有組織，一個有組織的社會看不見，一塊有組織的地方看不見。中國這塊土地內，有中國人和沒有中國人有什麽多大區別？在人類中要中國人，和不要中國人，又有什麽不了的關系呢？”青年毛澤東國民性批判的另一個重點，是中國人缺乏尚武精神：中國人崇尚“文明柔順”“君子之容”而羞於運動。“恒好逸而惡勞，使無物焉以促之，則不足以移其勢變其好惡之心。”從國民性角度看，毛澤東一生努力的核心，就是要把全體中國人改造成為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