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八章 胡適的漸進式改造路徑

胡適和魯迅的兩種不同主張，決定了中國國民性改造的兩條不同道路。

第一條道路，是通過制度“漸進改良”之路。另一條道路，則是“思想改造”之路。

一九四九年以前，胡適是中國思想界的主流人物。他引領一時之風雲，不但在思想文化領域開風氣之先，在政治運作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一局面形成的基礎，是胡適的政治思想與當時執政者的政治思路有不謀而合之處。

因為與胡適同樣有著長期的西方社會生活經驗，對西方的政治文明有著切身的體會，孫中山也得出了與胡適相同的結論，那就是要用制度來訓練國民。胡適認為，“憲政必須從幼稚園下手”，一步步地加以學習實踐。孫中山認為，中國人從臣民到國民，必須經過一個“訓政”期，即對民眾進行政治制度的訓練培養時期。孫中山說：“我中國人民久處於專制之下，奴性已深，牢不可破，不有一度訓政時期以洗除其舊染之汙，奚能享民國主人之權利？此袁氏帝制之時勸進者之所以多也。”民眾學習民主，就如同幼兒學步一樣，需要保姆的把持。他把革命黨比喻成“新民”的保姆：“民國之主人者，實等於初生之嬰兒，革命黨者即產此嬰兒之母也。既產之矣，則當保養之，教育之，方盡革命之責也。此革命方略之所以有訓政時期者，為保養、教育此主人成年而後還之政也。”

1917年至192年間，孫中山總結革命經驗與教訓，在《建國方略》一書中提出了中國制度建設三步走的構想，也就是通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時期，在中國逐步建立民主憲政制度。第一步是軍政時期，要通過暴力革命從軍閥手中取得政權。第二步是訓政時期，在這個時期內，施行約法，建設地方自治，以促進民權發達。在此基礎上才能開始第三時期，也就是憲政時期。

為培養國民參政能力，孫中山在《建國方略》中專門撰寫了《民權初步》，舉凡國民集會、選舉、社團章程、議事日程具體要求、步驟、方法等都做了詳細說明和規定。孫中山樂觀地認為，只要有“良師益友”也就是革命黨的耐心引導，程度幼稚的中國國民很快會成熟起來：“中國今日之當共和，猶幼童之當入塾讀書也。然入塾必有良師益友以教之，而中國人民今日初進共和之治，亦當有先知先覺之革命政府以教之。此訓政之時期，所以為專制入共和之過渡所必要也，非此則必流於亂也。”

孫中山的這一社會改造思路與胡適的“制度先行論”一定程度上相當合拍。這就決定了胡適其後成為國民黨的“浄友”，成為推動國民黨在漸進憲政之路上前行的主要文化力量，以至於死後，胡適被國民黨奉為“文化聖人”。不過，在胡適與國民黨相遇之初，雙方卻是“不打不相識”，爆發過一場激烈的遭遇戰。

1926年，蔣介石揮師北伐，開始統一中國的步伐。1928年，張學良東北易幟，至少在表面上，蔣介石統一了中國，完成了孫中山規劃的第一步，“軍政時期”。1928年，蔣介石召開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常務會議，宣布“軍政時期”結束，“訓政時期”開始，不久就制定了《中國國民黨訓政綱領》。

對國民黨戰勝北洋軍閥，胡適等人是歡欣鼓舞的。但是，1929年國民黨通過的這個《訓政綱領》，卻讓他們大跌眼鏡。《訓政綱領》沒有多少推進民主建設的實質內容，卻開宗明義地強調了訓政時期“以黨治國”的原則。1931年，蔣介石更以《訓政綱領》為核心，制定了《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在約法中規定，國家大權統攬在國民黨手中，而黨權又集於蔣介石一人之手。這樣一來，蔣介石所謂的“訓政”，就淪為了一黨專政、個人獨裁。

胡適等民主派知識分子大失所望，他們發現，蔣介石這個只有日本短暫留學經歷的中專生身上有著太過濃烈的傳統專制氣息。由他來主導的訓政，很難走上“憲政”之路。因此，胡適在1928年創辦《新月》月刊，與同仁發起“人權運動”，抨擊國民黨專制統治，《新月》生存到1933年被國民黨政府查封為止。1932年5月胡適又創辦《獨立評論》，繼承《新月》之風，宣傳民主憲政和自由人權。胡適在《獨立評論》的發刊詞中說：“我們叫這刊物做‘獨立評論’，因為我們都希望永遠保持一點獨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黨派，不迷信任何成見，用負責任的言論來發表我們個人思考的結果。”正如這篇發刊詞所宣布的那樣，通過發表政論，胡適和他的朋友們以獨立知識分子的身份，對國民黨展開了長期的、激烈的批評。

在國民黨成為中國主人不久的1929年，胡適就發表了《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直截了當地批評國民黨身上的陳舊氣味。他說，連北洋政府的教育部長都推行白話文教育，而國民黨當國之後，發公文居然還用文言文。對於國民黨的言論控制，胡適批評起來更是不客氣：“上帝可以否認，而孫中山不許批評；禮拜可以不做，而總理遺囑不可不讀”，“在思想言論這一點上，我們不能不說今日國民政府所代表的國民黨是反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