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七章 胡適的改良國民性思路

正如上一節所提到的，在五四以前，胡適對國民性問題的看法與魯迅等人幾乎完全一致。胡適早年在國民性問題上也深受梁啟超影響。他後來回憶說：“我個人受了梁先生無窮的恩惠……第一是他的《新民說》。”所以青年時代他談到國民性時，其語調與梁啟超、魯迅並無二致。他說，“無論帝制也罷，共和也罷，沒有這個必須的先決條件，都不能救中國。”

然而，胡適很快意識到“國民性決定論”存在重大問題：先訓練好國民性，再進行民主政治建設，就好比要求先拿到駕照，然後才允許觸碰汽車。問題是，如果不先上車，怎麽能學會開車呢？從晚清開始，執政者就一再以“沒駕照”為由，拒絕民眾登上民主政治這輛新式汽車：慈禧以民智未開為由拖延立憲，袁世凱以民心思舊為由恢復帝制，吳佩孚更說，因為民眾“組織未備，鍛煉未成”，所以中國只能沿用老路，繼續獨裁。隨著對制度與國民性問題思考的深入，胡適的思路發生了轉折。他開始由“國民性決定論”轉向“制度先行”論。也就是說，他認為“國民性”不再是民主政治的先決條件，相反，只有先建立民主政治的基本制度，才可能訓練出合格的新國民。

胡適認為，民主制度具有制造良好公民的效力，因為民主政治運作，本身就是一個啟蒙和教育的過程。這種啟蒙和教育，比單純的宣傳更有效。就好比跳進水裏學習，比坐在岸上讀遊泳手冊有效得多；坐上汽車操作，也比背下整本《汽車結構與原理》有用得多。胡適說，“民治的制度是一種最普遍的教育制度”，他說：“人民只有在民治制度之下才能得到政治上的訓練，才能變成好公民。反轉來說，人民如果沒有執行政治的權利，永不能得到那種相當的政治訓練，永沒有做好公民的機會。”他還說：“民治制度最先進的國家也不是生來就有良好公民的；英國今日的民治也是制度慢慢地訓練出來的。”

這一思路轉變，顯然與他長期的歐美生活經驗這一基礎是分不開的。胡適回憶他對美國政治運作的感受時說：“我在1912和1916兩年，曾去參觀美國的選舉。我到了投票場，討得了選票的‘樣張’，見了上面的許多姓名和種種黨徽，我幾乎看不懂了。我拿了樣票去問在場的選民，請他們教我。”胡適故意選了幾個看起來“素質不高”的人：“我故意揀了幾個不像上等人的選民——嘴裏嚼淡巴菰的，或說話還帶外國腔調的——不料他們竟都能很詳細地給我解釋。”胡適說：“那些嚼淡巴菰帶外國腔調的美國選民，他們何嘗讀過什麽《政治學概論》或什麽《公民須知》？他們只不過生在共和制度之下，長在民主的空氣裏，受了制度的訓練，自然得著許多民治國家的公民應有的知識，比我們在大學裏讀紙上的政治學的人還高明得多。”

因此胡適稱民主為一種“幼稚園政治”，說民主政治“沒有多大玄妙”，不過是如同學下棋一樣，教人們遵守民主規則：“就如同下棋的人必須遵守‘馬走日字，象走田字，炮隔子打，卒走一步’的規矩一樣。”因此，民主政治並不見得要把每個人都訓練合格後開始：“憲政可以隨時隨地開始，但必須從幼稚園下手。”針對那些傾向專制的獨夫民賊拿“國民性”為借口拖延中國的民主進程，胡適說，如果以“人民程度不夠”，拒絕實行民主，那麽民主永遠不會到來：“若因為‘組織未備，鍛煉未成’，就不敢實行民治，那就等於因為怕小孩子跌倒就不叫他學走了。學走是免跌的唯一法子，民治是‘鍛煉’民治的唯一法子！”“至於那些采用現成民治制度的國家，他們若等到‘人民的程度夠得上’的時候方才采用民治制度，那麽，他們就永遠沒有民治的希望了。”

那些堅持“國民性先行論”者的主要依據，是選舉舞弊等民國政治亂象。他們認為，民國初年政治制度運作不良，是國民性造成的。對此胡適的解讀大不相同。胡適認為，新型政治制度在這片陳舊的土地上一開始運轉不順利，幾乎是必然的事：近代民主政治在西方有著兩千年的成長史，它是一架復雜精細的政治機器，這架新機器與中國這片陌生的土地需要長時期的磨合與改造，才能正常運行。辛亥革命是中國幾千年來第一次出現的選舉時代，中國人手中從來沒有握過選票，如果中國人一下子就掌握了民主政治的精髓，輕車熟路地運轉起議會政治，反倒是不正常的。那就好比一個不會水的人，第一次跳進河裏，就能遊起自由泳，這完全是妄想。因此，問題不在於國民性，而在於時間不夠，經驗不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