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

梁啟超雖然提出了“用小說更新國民性”的思路，他本人卻沒有太多的小說家天賦。他嘗試著寫過幾篇政治小說，但都不太成功。

梁啟超的性格特點是不甘寂寞、興趣多變，在提出“新民說”這個命題後不久，他的個人興趣又轉到一系列政治活動上。喚醒民眾這件事，被他擱到了一邊。

真正貫徹梁啟超的“小說救國”思路的，是以魯迅為代表的下一代知識分子。

從某些方面看，魯迅是一個“抄襲者”，他對中國人劣根性的總結，幾乎是完全“照抄”梁啟超。魯迅對“看客”的批判，顯然襲自梁啟超對“旁觀者”的批評：“天下最可厭、可憎、可鄙之人，莫過於旁觀者，如立於東岸西岸之火災，而望其紅光以為樂……”魯迅所寫的“鐵屋子”，也與梁啟超描寫的“暗室”異曲同工：“彼昔時之民賊……慮其子弟夥伴之盜其物也，於是一一桎梏之拘攣之或閉之於暗室焉。一旦有外盜焉，嗒然壞其門入其室……雖欲救之其奈桎梏拘攣而不能行。”至於魯迅批評中國人一盤散沙、“想做奴隸而不得”、愚昧退縮等，更是早見於梁啟超的言論當中。

這不是魯迅的特例，而是梁啟超之後歷代國民性批判者的共同命運：梁啟超對國民性的總結相當全面，在梁啟超之後，孫中山、毛澤東、蔣介石、胡適、魯迅、陳獨秀等人關於國民性的評論很少能跳出梁氏的範圍。甚至柏楊的醬缸論，也可以說是源於梁啟超的這句話：“橘在江南為橘，過江北則為枳。夫孰意彼中最高尚醇美、利群進俗之學說，一入中國，遂被其偉大之同化力汨沒而去也……舉凡世界之善良制度，一到中國，無不百弊叢生，徒供私人之利用。”

不過，時間畢竟過去了一代，民國初年中國世界化的深度和廣度與晚清都大大不同。魯迅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想，在梁啟超的基礎上有一個重大發展，那就是“文化決裂論”。

梁啟超也注意到了國民性與文化的關系。他認為國民性改造，需要中國文化的更新換代。不過，因為成長背景的原因，梁啟超對中國傳統文化抱有濃厚的感情，他認為中國傳統文化中有很多優秀成分，可以為新文化所用。因此他設計中的“變革文化”，是對傳統文化的“批判性繼承”，“淬厲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補其所本無而新之”。

然而“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大都是激烈的文化決裂論者。新一代知識分子大多有過海外留學經歷，他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和掌握比梁啟超一代更為深入，對中西文化的差異認識得也更為深刻。呼吸過外面新鮮空氣之後，這些留學生普遍認為陰暗壓抑的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深刻的原罪。大部分人的共同結論是，中國所有問題的總病根，都是有毒的五千年傳統文化。中國“固有之倫理、法律、學術、禮俗，無一非封建制度之遺”。中國傳統文化比西方落後兩千年，現在已經完全過時、腐敗、無法繼續利用。錢玄同這樣表達他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怨憤之情：“若玄同者，於新學問、新智識一點也沒有；自從十二歲起到二十九歲，東撞西摸，以盤為日，以康瓤為周鼎，以瓦釜為黃鐘，發昏做夢者整整十八年。自洪憲紀元，始如一個響霹靂震醒迷夢，始知國粹之萬不可保存。”魯迅則認為中國人“許多精神體質上的缺點”來自於可怕的“遺傳”。也就是說，我們國民性中有著祖先遺傳下來的過濾性病毒：“昏亂的祖先，養出昏亂的子孫，正是遺傳的道理。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

“五四”一代人把中西文化完全對立起來，認為它們勢不兩立，你死我活。他們宣稱，只有徹底毀滅這種文化，中國才能鳳凰涅槃、浴火重生。陳獨秀的話最為典型，他說，中西文化“其根本性質極端相反”，“新舊之間，絕無調和兩存之余地”。只有西方的民主、科學這兩劑藥方，才能解決中國的一切問題。陳獨秀說：“我們現在認定只有這兩位（德、賽）先生，可以救治中國政治上、道德上、學術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這就是所謂的“文化決定論”。

因此，“五四”一代知識分子國民性改造方案的核心，就是毀滅中國文化。陳獨秀說，要拯救中國，只有“置之死地而後生”，打倒孔家店，把舊文化一把火燒個精光。所以陳獨秀“涕泣陳詞”，寄希望於“活潑之青年……奮智能，力排陳腐朽敗者以去”。魯迅的主張更具體，那就是不看中國書，只看外國書。他說：“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人生離開；讀外國……書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中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僵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錢玄同的主張比魯迅更激進，除了“應燒毀中國書籍”之外，他還要取消中國舊戲，錢玄同說，“今之京戲，理論既無，文章又極惡劣不通”，因此提出“要中國有真戲，非把中國現在的戲館全數封閉不可”。錢玄同甚至提出了“廢除漢文”的主張：“欲廢孔學，不得不先廢漢文；欲驅除一般人之幼稚的野蠻的頑固思想，尤不可不先廢漢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