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第2/3頁）

由他們這一代人打破鐵屋，放進外面世界的新鮮空氣，排走屋內幾千年的陳腐毒氣，那麽，在全新的西方文化基礎上成長起來的新一代中國人，身上自然就不會有因為舊文化導致的劣根性，這就是“五四”一代人的國民性改造思路。

不過，除了文化選擇這個方向上更進一步外，“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國民性改造思路，並沒有怎麽突破梁啟超的藩籬。與梁啟超一樣，他們也認為沒有合格的新人，就建立不了新制度。這與中華民國初期制度建設的失敗這一事實密切相關。

中華民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幾千年帝制的結束和亞洲第一個共和國的誕生。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從上海赴南京參加臨時大總統就職典禮的途中，成千上萬的群眾列隊歡呼，“共和萬歲”之聲震動天地。鴉片戰爭以來經受了太多失敗和屈辱的中國人相信，采用世界上最先進的政治制度，將很快使古老中國結束屈辱、光彩重生。在美國就讀的年僅十九歲的宋慶齡聽到民國成立的消息，立即寫了《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的文章，她盛贊：“中國革命是滑鐵盧以後最偉大的事件，是20世紀最偉大的事件之一。這場革命取得了最輝煌的成就，它意味著四萬萬人民從君主專制政體的奴役下解放了出來。這個專制制度已經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統治下，生存、自由和對幸福的追求是被剝奪的。”這代表了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心聲。

然而，現實很快粉碎了人們的美夢。從外國引起的這種先進政治制度，與中國的固有社會傳統似乎格格不入。雖然國號一直保留下來了，但是這個國號之下的政治運行與“共和”二字相去太遠。經歷了洪憲復辟危機、豬仔議員醜聞、連年軍閥混戰之後，幾乎每個人都看到了“先進的政治制度”與中國人普遍素質之間的巨大不適應性。特別是曹錕賄選事件，更讓人們認識到一種新制度在舊土壤上建立的艱難。梁啟超的“只有先新民，才能建設新制度”的話，在此時似乎顯出了先見之明。

魯迅的心理變化非常具有代表性。在辛亥革命之初，魯迅和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對“新中國”滿懷憧憬。他說：“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也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

然而，不久之後他就徹底失望了。魯迅說：“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勛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

從此，魯迅成了一個徹底的“國民性論”者。他說：“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政府的。”“所以此後最要緊的是改革國民性，否則，無論是專制，是共和，是什麽什麽，招牌雖換，貨色照舊，全不行的。”因此，“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後凡事舉”。其他知識精英結論也與魯迅大致相同。楊昌濟說，“有不良之國民，斯有不良之政府”。陳獨秀則說，“凡是一國的興亡，都是隨著國民性質的好歹轉移，我們中國人天生的幾種不好的性質，便是亡國的原因了”。1916年初，胡適的這句話聽起來更像是出自魯迅之口：“造因之道，首在樹人；樹人之道，端賴教育。”

那麽，怎麽“立人”呢？魯迅說：“我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的《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也就是說，先進行人的現代化，而後才能談到制度的現代化。

從梁啟超到魯迅，時間雖然過去了二十年，但國民性問題仍然被簡化為一個社會成員人人洗心革面的問題。似乎只要人人痛下決心、悔悟自新、告別舊我，即可成為一代新人。個人與社會本來是一種雙向影響的關系：個人的行為固然會影響社會，社會環境更有力地影響著每個人的選擇。然而，從嚴復、梁啟超直到魯迅、陳獨秀，始終只強調前者對後者的決定影響，而且把它絕對化。這種“單向決定論”思路下的思想革命，其實是中國傳統“心學”的另一個變種。當1916年到來之際，陳獨秀仍然滿腔熱忱地向國人呼籲，人人“從頭懺悔，改過自新”。“從前種種事，至一九一六年死；以後種種事，自一九一六年生。吾人當一新其心血，以新人格”，由此進而“以新國家，以新社會”，而使“民族更新”。幾個月後，李大釗也向中國青年發出了自覺再造自我的呼籲：悟儒家日新之旨，持佛門懺悔之功，遵耶教復活之義，以革我之面，洗我之心，而先再造其我。棄罪惡之我，迎光明之我；棄陳腐之我，迎活潑之我……

只要人人迎來新我，就會迎來新的社會。在這個思路的指引下，“五四”一代人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啟蒙運動。他們辦雜志，辦學校，寫小說，椎心泣血，宣傳、呼號，以期喚醒鐵屋子中沉睡的人。這其中魯迅的呼聲最為銳利而洪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