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六章 魯迅：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第3/3頁）

魯迅認為，用文藝喚醒人的靈魂，是挽救國家唯一之路。因此文藝創作是天地間最重要的事，其他一切與此相比都無足輕重。所以一九二二年得知胡適在創辦《努力》周刊打算論政時，魯迅表示不以為然。胡適在日記中記載他們的談話說：“豫才深感現在創作文學的人太少，勸我多作文學。”

整整二十年間，魯迅心無旁騖，艱苦卓絕，一以貫之地進行著“國民性改造”這一偉大的人類靈魂改造工程。他寫了大量的小說、散文、雜文，用投槍、匕首、大刀，沖鋒戰、壕坎戰、迂回戰，持之以恒地揭露、總結、批判中國人國民性中的“劣點”。一篇《阿Q正傳》，對普通民眾來說，其作用大於十篇《新民說》。魯迅用他洋溢的才華和獨特的文筆，將國民性問題赤淋淋地挑在筆尖，伸到每一位讀者眼前，讓每個人都無法回避。可以說，“國民性”這三個字，是經魯迅的傳播，才成為漢語中的一個常見詞匯的。他將梁啟超的“以小說塑造新人”思路貫徹到了最徹底的程度，其深與廣無與倫比，影響也非常巨大。

然而，魯迅等人的艱苦努力，效果並不明顯。非但進步不大，從魯迅的文字來看，國民性的某些方面還有越來越壞的趨勢。最有力的證明，是二十年間魯迅對國民性的批評責罵越來越激烈，越來越痛切，也越來越無奈。魯迅原本信奉進化論，希望寄托於青年一代。“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他認為，雖然中國文化有原罪，但是隨著他們這一代肩住黑暗的閘門，放進西方文化的新空氣，那麽接受了新文化的青年人成長起來，“血液裏的昏亂”就會一代代迅速減少。然而，歲月無情流去，魯迅眼中的青年卻不但沒有進步，反而不斷淪陷。1925年，魯迅就對他看到的普遍的青年“形象”表達過不滿：“現在青年的精神未可知，在體質，卻大半還彎腰曲背，低眉順眼，表示著老牌的老成的子弟，馴良的百姓。”1927年廣東革命陣營分裂的血腥更令他震動。他說：“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後來便時常用了懷疑的眼光去看青年，不再無條件的敬畏了。”從此之後，他對青年一代的評價越來越低。1933年他說：“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於意料之外者。”1934年他又說：“但我覺得雖是青年，稚氣和不安定的並不多，我所遇見的倒十之七八是少年老成的，城府也深，我大抵不和這種人來往。”

這一事實讓魯迅在努力二十年之後發現，先思想後制度的“國民性改造”之路走不通。“思路轟毀”之後，經過長時間的孤寂、仿徨和思想苦悶，魯迅在晚年放棄了“國民性論”，接受了“階級鬥爭論”。蘇聯建國的成功給了他新的啟示。他說，看到“蘇聯的存在和成功，不但完全掃除了懷疑，而且增加許多勇氣了”。在晚年魯迅心中，蘇聯成了全世界無產者的“麥加”，那裏存著全世界的光明和希望。他大量翻譯蘇俄文學，他開始相信只有階級鬥爭才能救中國。

從居高臨下地喚醒民眾，到奉民眾為推動歷史的主力，依靠人民大眾進行革命；從絕對排斥政治鬥爭，反對政治改良，到相信必須用“火與劍”進行激烈的政治變革，“國民性改造運動”的旗手魯迅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向社會大聲宣告了通過“思想革命”來改造國民性的失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