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編 中國國民性改造史 第十八章 胡適的漸進式改造路徑（第2/5頁）

國民黨宣布要在全國實行“一個主義”不久，胡適就發表文章，不留情面地批判國民黨的思想獨裁。胡適尖銳地指出：“三民主義成為一黨的經典，這種一時的議論很可以助長頑固思想，養成誇大狂理，而阻礙新思想的傳播今日的國民黨到處念誦‘革命尚未成功’，卻不想促進思想之變化，妄想做到思想的統一。殊不知統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某思想的變化。用一個人的言論思想來統一思想，只可以供給一些不思想的人的黨義考試夾帶品，只可以供給一些黨八股的教材，決不能變化思想，決不能靠此‘收革命之功效’”。

除了批評國民黨政權外，胡適還多次點名批評了蔣介石。在《人權與約法》一文中，胡適舉蔣介石本人的例子說明國民黨如何侵犯人權：“如安徽大學的一個學長，因為語言上頂撞了蔣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處求情，決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蔣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訴，這是人治，不是法治。”這是批評蔣介石把個人置於法律之上。在《我們什麽時候才可有憲法？》中，胡適寫道：“程度幼稚的民族，人民固然需要訓練，政府也需要訓練。人民需要‘入塾讀書’，然而蔣介石先生，馮玉祥先生，以至於許多長衫同志和小同志，生平不曾夢見共和政體是什麽樣子的，也不可不早日‘入塾讀書’罷？”也就是說，包括蔣介石在內的國民黨領導者，其實都不懂什麽叫民主共和，都需要老老實實地背起書包、坐進課堂，從ABC學起。

這些“雷人”言論之激烈，在近代以來某些歷史時期，足以被抓進監獄。有人說魯迅不敢直接批評蔣介石，而胡適敢，這些事實證明確實如此。這些言論自然也引起了大權在握的國民黨的強烈反應。國民黨內一時群情激憤，尤其一些中下層黨員，更是激動地紛紛呈請“輯辦”胡適。他們利用輿論優勢，把“反革命”“反黨”“反動”“帝國主義的走狗”等種種帽子鋪天蓋地地扣到胡適頭上，掀起一股圍剿胡適的大潮。國民政府也飭令教育部出面“警告”胡適，並迫使胡適辭去中國公學校長一職，倉皇離開上海。曹聚仁認為“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

不過，國民黨沒有對胡適采取進一步的措施。畢竟國民黨的終極政治目標和胡適的政治理想是在同一個大方向上。所以雖然心情沉重地離開了上海，但胡適發現，他的一些批評，對國民黨的政策起到了推動作用。比如胡適在《人權與約法》中要求國民黨“快快制定約法以保障人權”，這篇文章1929年5月發表，結果國民黨6月間公布的“治權行使之規律案”即規定：“人民之生命財產與身體之自由，皆受法律之保障，非經合法程序，不得剝奪。”這等於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胡適的建議。所以胡適在6月19日的日記中說國民黨此舉“與我的《人權與約法》一文有關”。

胡適在《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中要求國民黨“廢止一切‘鬼話文’的公文法令，改用國語”。“通令全國日報，新聞論說一律改用白話”。這篇文章1929年底發表，而1932年2月，教育部即奉國民黨中執會指令，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而且通令本身也改用了白話文。用沈寂的話說，“這個通令全國厲行國語教育的舉動，無疑也是國民政府對《新文化運動與國民黨》一文所作出的反應”。

國民黨的“納諫”令胡適感到了希望。雖然有著強烈的獨裁傾向，但蔣介石畢竟明白世界大勢。掌控了南京政府後，他吸納翁文灝、錢昌照等一批知識分子入閣，還答應“盡快結束訓政、實行憲政”。這些舉動使胡適認為國民黨有走上真正憲政的可能。1935年，胡適曾評價蔣介石說：“他長進了，氣度也變大了，態度變平和了，他的見解也許有錯誤，他的措施也許有很多不滿人意的，但大家漸漸承認他不是自私的，也不是為一黨一派人謀利益的。能相當地容納異己者的要求，尊重異己者的看法。”這種口氣，儼然是老師在表揚學生。因此，胡適也決定在承認國民黨權的前提下來謀求政治改良。在胡適看來，國民黨政權雖是一件並不理想的“工具”，但在中國當時的情況下，沒有更合手的工具。若以暴力摧毀這件“工具”，國家民族就要付出血流成河的慘重代價。他說：“暴力革命帶來的，必然是暴力專制政府。”

國民黨這個工具確實不太好用。中國社會轉型過於劇烈這一背景使國民黨迅速暴露出它身上的保守性。在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有一個明顯的現象是：對西方文化了解越深的人，提出的現代化設計越合理。然而不幸的是，受中國傳統文化熏染越重的人，越有機會掌握改造中國的權力。“半新半舊”型人物蔣介石身上有著深刻的矛盾性：一方面，他深知中國必須向西方學習，民主憲政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他身上又有著深厚的舊文化影響，經常本能地在各個細節中表現出強烈的獨裁主義傾向。